精神分析疗法案例

小文，女性，25岁，现在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市场部助理总监，工作一直非常出色，每个月都能超额完成工作指标，深受领导的赏识，很多同仁都非常羡慕她。在他人看来，小文是幸福的。但是对于小文自己来说，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感到非带的苦闷，压力非常大。白天正常上下班，跟客户谈一些工作事宜，但是到了晚上，她却穿着性感、浓妆艳抹，眼睛会化很黑的眼影，手和脚的指甲都涂成黑色，独自去酒吧，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如果不去酒吧，心里就会觉得空落落的。

小文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父亲是研究生导师。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溺爱孩子的人，只是那时自己还小，所以没什么特别深的感觉。上学的时候，父亲变得非常严厉，不管是考试，或者文艺方面，都要求小文一定要优秀，比别的孩子出色。如果达不到，就受到惩罚，跪搓衣板。而小文从小也认为自己应该这样，比如考试的时候，如果考了第二名，没有达到第一名，那么下次就一定要做到第一名。长大以后，小文自己心里有一种压考，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对不起父母，让他们失望。如果考试没有考好，父母那种态度会让自己心理上承受不了，很怕他们放弃自己。所以，小文觉得，既然父母这样要求，那我就一定要这样做，不能让他们失望，一定不能。而母亲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是一个好老师，对小文的生活起居照顾得很好，但是，小文总觉得与母亲之间好像没有像其他的孩子跟母亲之间的那种非常亲密的感觉。比方说，当父亲要求小文做事情的时候，即使母亲觉得不要给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她也会站在父亲的那一边，认为父亲是对的，要求小文这样去做。小文希望母亲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因为自己也有脆弱的一面，但是她每次都会说，你一定能做好，你可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总觉得缺少一种自然的亲情。每次看到别的父母跟孩子温馨的场景，自己就有非常想亲近的感觉。而自己也感觉到，父母的要求，跟他们对自己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觉得自己跟那些学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住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已。

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使小文养成了做事情追求完美的习惯，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工作以后，这种状态也一直保持下来。三年前，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小文被提升为单位市场部的助理总监。小文感到压力非常大，也没有一个可能疏解压力的渠道。生活中朋友很少，与同事的关系，也仅仅局限于一般工作关系，没有深入的交往，更不会谈一些私密的事情。四年前，小文开始到酒吧，疏解自己的压力。每到晚上，小文就将自己打扮得非常性感，找一个角落，与陌生男人聊天。但是，她从不会主动找人聊，决不会与同一个人聊第二次。如果有同一位男士想跟她继续聊，小文马上就会换一个酒吧。而聊的内容也是不真实的，想到什么说什么。比如会说自己是一个自由撰稿者、英语老师、全职太太等。但晚上这样的生活很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小文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这种样子，影响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比如，小文平时去酒吧的时候，会把手和脚的指甲都涂成黑色，但是有一次，洗掉了手上的，脚上的却忘记了，而且是夏天，穿着凉鞋，第二天去上班，被同事看到了。自己这才恍然醒悟，发现了这个失误。

最近一年来，对于自己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小文内心陷入了深深地冲突之中，感到非常痛苦，无法自拔。每次从酒吧回来后，都感到后悔，烦恼不已，但又控制不住，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件事，生活疲惫不堪，因此来到心理门诊，迫切希望改变目前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X夫人，通过电话要求心理治疗。她说她是位教师，且多年前曾收受过一次精神分析治疗。

X夫人60岁，有着一头金黄纤细的卷发，妆容精致，看起来很年轻。和我在电话里对她的印象很一致。

她表现得很不安，坐在椅上也显得安宁不下来，在椅上扭来转去，似乎身上哪里有痛的样子，有时站起来象个哮喘的人大喘气。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她处于恐慌的情绪下：我可以直接感觉到她的焦虑，这种焦虑让她十分痛苦、难以忍受且饱受折磨。

从她牙逢里挤出几个词都要等上一段时间。她说让我多包涵，她十分不舒服，胸口就象被胸衣死死箍住的感觉。她看起来确实是胸口很不舒服的样子。她说全科医师给她开了些精神方面的药物，服药后她感觉有些好转，但是她这样难受的状态还是没改变。渐渐地，她平静下来，告诉我在婚姻持续了25年的时候，她与丈夫分居了。几个星期以前，丈夫和新女友同居了。她实在不能忍受孤独！

X夫人说，她这种状况可能与她幼年经历有关。在她出生后6周时，比她大2岁的姐姐患猩红热死了，母亲由于姐姐的去世很长时间内都情绪抑郁。

以前接受精神分析时她做过一个梦。梦里她掉入了深渊，或粉身碎骨。现在她有自杀冲动—以前她从来没体验过想自杀的感觉！她的想法主要围绕下面的内容：

丈夫为什么要离开她？她有2个孩子没和她一起住，她又没有知心的要好朋友，她在今后的日子里是不是会更孤单？

我和她预约了心理治疗，每周一次，但我对她说，她任何时间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是必须的她就可以打电话给我，而且紧急时状态时也可能可以安排紧急访谈。我感觉患者需要坚定有力的支持。

类似她这样处在强烈且直接可见的焦虑状态的患者，我很少遇到过。当然我很熟悉精神病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患者出现的极端焦虑表现。但她除了焦虑状态，没有任何自我结构障碍的症状。

X夫人由于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显然对精神分析的思路很有经验，而且她还有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她学过英语和历史，很早就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将她目前状态与早年经历串联起来的人是X夫人自己，她认为她婴孩时期由于母亲的抑郁有被抛弃的早年体验与当前状态有联系。但她的这些认识与领悟却一点也不能帮助她缓解现在的危机。

她记忆中那个坠入深渊的梦，让我联想到温尼科特的文章“崩溃的恐惧”（1974），文中说到婴孩对被抛弃的极度体验类似于一种死亡体验—这只有在精神分析的情境下才会重现。从最初的片刻开始，这种移情与反移情的交织就象阵阵紧迫的战鼓，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觉得自己有义务做好客体，把她从无法忍受的焦虑世界中拉出来。

埃米·冯·N夫人

安娜的治疗引起了弗洛伊德对催眠的兴趣。早在1882年，弗洛伊德就从布洛伊尔那里听到了安娜的病例，1885年10月，他到巴黎跟随夏科学习催眠，前后有六个月时间。他把安娜的病例告诉了夏科，但夏科对此并不感兴趣，这给弗洛伊德浇了一盆冷水。1886年，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开了一间自己的诊所，并与玛莎结婚。这时的弗洛伊德，要么是沉醉于新婚燕尔的快乐之中，要么是鉴于他那位前辈同乡梅斯梅尔的遭遇而有些犹豫，总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还是限制自己只使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包括电刺激、水疗法、按摩疗法等（Jones，1953，Chapt12）。“由于对治疗结果不满意，他从1887年12月开始使用催眠，显然，他试图想把病人的症状压下去。”（RalphR.Greenson:）

从夏科那里，弗洛伊德知道了癔症并非是一种女子特有的疾病。但在催眠方面，他更倾向于南希学派，虽然他们和以夏科为首的萨尔拜特利尔派水火不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伯恩海姆认为，催眠就是“诱发一种增强人对暗示的感受性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一开始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例如，他曾接诊过一个女病人，这个病人名叫苔莎，25岁，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佣人，接连几个星期在夜间醒来就半裸着身子跑到大街上，几乎不吃东西，体重急剧下降。弗洛伊德诊断她为癔病，并给她做催眠治疗。

他把指尖轻轻地放在姑娘的眼皮上，说了些安慰的话。等姑娘入睡后，他便暗示说，她本来是个健壮的姑娘，她的病会好的；她用不着害怕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她的胃口会好起来的，夜里也能睡得安安稳稳。十分钟后，他唤醒了苔莎。苔莎睁开眼睛惊讶地叫道：“医生先生，我都不相信，我饿得慌呢。我要买一个甜面包圈儿，在回家的路上吃。”（欧文·斯通著，朱安等译：《心灵的激情》P379）

催眠治疗的这种基本框架至今亦然。Revenstorf教授在中德班上做过一次催眠演示，他的做法是给处于催眠状态下的病人讲故事，采用隐喻的方法，主要还是依靠暗示的作用。类似的病例赵旭东博士也曾经做过，而且据说效果很好。但弗洛伊德在一开始使用催眠疗法时，安娜的所谓“谈话疗法”就始终在他脑际萦绕。为了对催眠有更多的了解，弗洛伊德曾于1889年专程到法国拜访了南希学派的两位催眠大师伯恩海姆和利波特，并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讲述了“谈话疗法”的过程，但和夏科一样，两位大师对此反应极为冷淡。伯恩海姆甚至告诫他：那样做无异于让医生去充当听人忏悔的牧师。弗洛伊德再次陷入孤独之中。但他并没有退缩，他决定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探索下去。

1889年，弗洛伊德给埃米·冯·N夫人进行了治疗，这个病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个病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想通过催眠来达到宣泄（catharsis）的目的。这可以看做是精神分析在治疗理论上的第一个假设，即：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癔症症状——引者）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情感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不带情感的回忆几乎不产生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