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听课心得

1公共经济学听课心得

第一课：

1.理性和稀缺

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我个人认为，理性可以保证人做出的行为都是合理的，而稀缺则说明了资源的不足和人的需求的矛盾，因而才会产生人的分析。

这两个基本假设保证了经济学它的规律的合理性，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理性的学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稀缺性是经济学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存在稀缺性，那么经济学解决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老师讲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经济学是一门理科。之前，我一直觉得经济学是很虚的东西，但是现在看到了这两个前提我就感觉很被吸引；对我们理科生来说，一个理性的头脑反而更适合思考经济学的问题。

2.现实中的人都是经济人吗？

这个问题正如老师介绍的，可能还是存在很多争议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合理的假设，至少在经济学领域研究问题时，可以将所有人当做经济人看待。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人总是会首先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这是一个本能反应，是生来就有的。人所作出的所有的利他行为，本质上还是会有利己的因素在里面，否则人就不会做这些事。例如有人会做善事，会帮助他人，这显然求的就不是物质上的回报，可能就是为了自己心灵的满足，情感的需求，而这些都是对他有利的。因此，人可以在做某件事之前，评估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各个方面），然后选择做或者不做。这又体现出人的理性的一面，即感性也可以归入理性中的情感需求这个方面。至于反对者所强调的不存在绝对的理性，我是很赞同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只因为绝对理性不存在而否定人的理性判断，不也是很荒谬的吗？

3.自利和自私

这两个词，看似是很接近的，但是经济学中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经济人假设中，提倡自利反对自私。

我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符合经济人的前提，而且自利通常不会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自私则是完全能不考虑他人利益的另一种行为，两者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但我们不能否认自私这个现象的存在，虽说人生来是自利而未必自私，但它的确又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更多地用制度去引导这些人走向自利。

正像老师所说的，自利的同时同样可以利他，从而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很显然自私的行为只能导致背离。以PPT中的1+2为例，为何学生很欢迎这个制度，它利用了人自利的特点，让学生去做公益的活动来利他，而对学生来说实现了双赢。

第二课：

1.竞争性、排他性和免费搭车者

这是区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关键点。

这里我想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关于竞争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混合产品还是俱乐部产品，其本质上还是不同于私人产品。那么，是不是竞争性就是私人产品的特征呢？也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消费，会影响他人的使用，数量增多则使用效果变差，所以才是因人而异，作为私人产品存在吧。

免费搭车者，这个概念很有趣，名字也起得很特别，但仔细想来还真没有一个更好的定义来形容这种行为。老师用的是灯塔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灯塔是私人运营的，前一艘

船已经付费照明，那么之后的一艘船就直接跟着前进而不停下来缴费。但是这里对非排他性的定义就出现了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还是以灯塔为例，不考虑成本高的设卡拦截方案，如果我计算好了照明所需时间为10分钟，然后告知后面想免费搭车的船只，只要前一艘船离开危险范围我方就会停止照明，那么船只就会考虑自身安全问题而不得不付费。这只是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如果管理方法的进步可以导致排他的成本降低，那么关于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2.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

我对于这个方面不能更赞同了。在我国，对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供给往往是非此即彼，但经济学更有研究的其他国家却想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

很显然，不少的公共产品在政府供给下配置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所以私人供给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从课堂上所讲的两个条件来看，最根本的依据还是私人配给更能反映真实的需求和消费，更能够贴近市场。

囚犯外包，是因为政府的统一管理资源消耗大，在同等状况下，引入私人供给，有效降低了成本。而遮阳棚，则是它能够在为民众提供便利的同时，满足广告商的需求，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两个，都是政府供给无法实现的。

从这两点我的体会是，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需要保证的是两个基本点：一、公共产品的性质不变，它的功能完全能够得到实现，政府和机构仍然要承担对它的责任；二、私人供给的效率必须高于政府供给，否则考虑到管理成本，它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当然，在我国，由于可借鉴的历史不多，我们要走的还很远。首先应该由政府主动引入私人供给，并以补贴等形式进行鼓励。另外，加强监管，避免权力滥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第三课：

1.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以及对应的反公地悲剧，不能完全说是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公共经济学可以分析的现象。我认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什么领域，产权的模糊往往就对应着整体利益的损害。人从自利性出发，自然是希望从这些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与此相对应的成本，往往就面临无人愿意承担或者无法承担的窘境。案例中富阳市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我非常赞同的一点是由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出面，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明确产权关系，确定约束成本的共同开发或者将其转化为私人承包等形式。

2.谁来养活中国

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布朗的观点是有点武断的。我认为，他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技术的进步。多亏了李振声院士和袁隆平院士相继解决了小麦、水稻单产的难题，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大丰收。而未来，科技依然将是中国解决粮食安全最重要的依靠。以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是不可驳辩的事实。

但是，从客观来说，他的分析又的确是很有预见性的。人口、消费、耕地、缺水，每一个都是困扰中国的大问题，并且至今也没有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的人口还在快速增加，即使人均粮食消费量保持不变，中国每年也需要大量增产粮食。与粮食需求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耕地却在不断减少。人口向城市迁移，水源问题以抽水马桶为典型例子，急待我们解决。

3.税价联动控烟

根据数据来看，我国的烟草价格远远低于国外水平。先不考虑物价的原因，以万宝路这种进口香烟来看，我们就比国外很多国家便宜了一倍多。

从这里看，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吸烟成本过低，烟草价格便宜，违法成本也很低；

2.进口烟草的关税过低，导致价格偏低，不仅不利于控烟，还挤压了国产烟草的利润空间。

3.烟草的产业规模大，不能一下打压得太厉害

综上来看，税价联动控烟是最好的办法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6项具体的政策措施其中提高烟草税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措施，特别是能阻止年轻人成为吸烟者。针对进口烟的问题，至少需再提高30%的关税。

另外，政府应通过更加严厉的执法手段来打击香烟走私，而不是仅仅降低税率。

第四课

1.寻租、设租的社会影响

我不认为寻租和设租是完全为了考虑腐败问题而产生的一个经济学概念，但它的确为分析这样一个公共经济学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依据。

对于寻租，它有时可能是一个损人利己的行为，即对寻租者而言是利益的扩大，而对于其他人以及从整个社会看，都是一种“负和博弈”。寻租者付出了成本，其中有游说和贿赂的成本，有对消费者应有权益的损害，而这些付出的成本最终都是转嫁给了整个社会的。如果寻租行为的利益超过了寻利行为，也就是说我通过游说贿赂等手段能够取得比改善自身生产条件更多的利益，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停滞不前了。

而设租，则是在寻租的同时与之对应的一种手段。应该说，它和寻租是相互补充的，并且设租者可以和寻租者共同分享利益。不可否认有些设租是被迫的，因其条件复杂性必然要考虑成本的分摊，但很多设租实际上是权力拥有者一种牟利的行为。此类设租行为往往和职业密切相关，处于自利甚至是自私的目的，人们故意设置困难，来获得与寻租者分享利益的机会。

这两个行为，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经济行为，一定范围内都是合理的。甚至我大胆地说，如果不存在这两种行为，而是每个人都进行单纯的寻利行为，并不一定会比合理的寻租行为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反而，因为有了这样的行为，寻租者可以不需要付出很多的成本去提高技术以获取竞争优势，而仅仅付出少量代价就获得自己需要的利益；对于市场来说，管理成本也需要分摊，在同等条件下自然会选择可以为其带来更多利益的寻租者。所以寻租行为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如果说实在要做的，那就是对这类行为的控制，即不能让寻租行为获得的利益远高于其风险，而应当加大处罚力度，改进监督机制，限制权力的范围，使这样的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

2.腐败和寻租是否等同？

正如上面说的，这两者必然是不能划等号的。

首先看下对腐败的定义吧，即寻租者将钱交给了代理人，而代理人利用了自己被委托人授予的职权，却并没有让委托人分享利益。在我的理解中，那个腐败者就是代理人。

相对应的，如果这是一种寻租的行为，那我可以这样改。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权力，第三方（寻租者）给了代理人一笔钱，代理人应当选择的是将利益交给委托人或者和其分享，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环节。

所以，我认为寻租并不一定就是腐败的表现，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权力和利益能够对等。也就是关键在于代理人，他本身不是委托人，不是权力的拥有者，但他获得了自己不应当获得的利益，这才是腐败。而这本身与寻租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寻租也可以是市场对成本的一种自然调节和补偿。就以老师课上讲的医生为例，我们国

家医生收受红包的行为实际上是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了，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没有那么明显，为什么呢？一方面可能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美国的医生工资比我们要高出数倍，医生的地位也高出不少。众所周知，医生的工作非常劳累，也就是成本高，而受益却和成本不对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无论是从自身出发，还是客观条件决定，不可能保证对每一个自己负责的病人都尽其所能，因而就有了这样一种寻租和设租的条件。我认为这样的行为与经济人的理性并不矛盾。难道这就被认为是腐败么？

3.对副题:政府的一点理解

政府，其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服务性的组织，那么它的运作也就离不开经济学的机制了。这里，我们更多地用公共经济学的思维来分析政府的行为，也是考虑到它与一般经济组织的区别性。

首先是有限政府，不管什么政府，它的影响力都应该小于整个市场。政府应当无条件遵循市场机制，对纳税人负责。

之后谈到企业化政府，这一点很有启发性。试想，如果政府能够像企业那样，考虑投入和产出，合理利用资源，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

（前提是，政府的功能不受影响，其运作目的，即对公众产出没有改变）

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政府就是上面所说的官僚政府。

1、即使抛开国有企业，我们依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这绝非是一个好的倾向。

2、我们的政府监督机制完全不透明，本来其应当对纳税人负责，现在却变成了对上级，对国家机关负责。

3、机构管理混乱，人员过多，效率低下

这十条改革的建议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一剂灵丹妙药。总体上说，就是政府应当退出一线的管理，转而让市场来自己发挥其调节性；同时政府积极引导，更多利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指令；最重要的是明白自身的目的：重产出而非投入，永远公民即纳税人的利益考虑。

如果这几条建议能够有效实施，或许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加有效率的政府。

第五课

1.初次分配的各个要素

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这是老师给出的四个要素，我想它们可能是最最基本的几个要素吧，但应该不能算是全部要素。

初次分配各个要素的比重，虽然老师没具体提到，但显然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通过一些例子看到端倪。罗技公司的鼠标，开发者和零部件商、销售商占了九成多，而工厂仅仅获得了7.5%的利润，还不考虑水电费和工资、土地、环境成本。由微笑曲线就能看到，我们的劳动力能够获得的比重极低。

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边际收益产品，决定了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某个要素的边际收益高，厂商才会对其需求大，所以才能在初次分配中有更多比重。这样，难免会出现分配不公平的状况。

2.再分配的必要性

正如上面分析的，由于公平性在初次分配中不是最主要考虑的因素，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的再分配，那么富的只会更富，穷的一辈子就穷下去。这一点由基尼系数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了。

承认个体的区别是再分配首先必须考虑的。每个人在拥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是有区别的，这些有的是生来就决定的，有的是后天的，但无论如何，至少它的确阻碍了一部分人获得合理收益的机会。

人们又总在制造稀缺。这是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因为稀缺的确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例如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说，他为何要学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就是为了降低自己的可替代性，成为稀缺。是不是稀缺就和公平矛盾？这倒未必，但稀缺带来的公平问题的确也应该有一定的措施来缓和。

进一步说，即使有了相对公平的资源，提供要素的机会也不一定平等。性别，年龄等因素，会使一部分人不能将自己的资源完全转化为收益，因此收益的机会还是有区别。

从MU和I的图我们可以看到，当政府采取措施将高收入者的部分财富分配给低收入者时，第二块区域面积显然大于第一块，即它给低收入者带来的收益的影响大于给高收入者带来的损失。因此，尽管这样的再分配在效率和平等性方面依然备受质疑，它的存在仍然是对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3.副题：性别亏损

正如老师所分析的，作为经济人的企业，或许无意歧视某个性别，只不过在规避“性别亏损”而已。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确看待两性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区别。

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是，男女是有别的，任何中性化的政策制定都又将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我们很难也不应当让男女的社会分工完全相同，而应该根据两者的不同特点引导社会和市场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

我们也要利用好上面提到的再分配。现在其实我们就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女性的退休时间比男性早五年，女性可以休产假。但这显然远远不够。这样的政策事实上会造成其他方面的机会不平等，政府必须更多地介入其他方面，而且不仅仅采取行政和政策的方式，还引入一些经济方面的补贴和惩罚，使得那些企业不为了自身利益而回避某个性别。总之，就是让性别歧视的成本高于不歧视，让那些提供平等机会的企业获得性别亏损的补贴。

2公共经济学概论听课心得

1、整容的成本收益分析

首先，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漂亮的人收入比长相一般的人高5％左右，长相一般的人又比丑陋一点的人收入高5%-10％。这也就是说，存在15%的收入差异。看来，这个社会确实是看脸的。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心理上，爱美之心人人皆有，长相好看的人能给人带来更多心理上的舒适，看着舒服，这对于就业、沟通等是莫大的好处；在经济学角度，美丽的外表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供给少自然价格高。原来这种稀缺是天生的，整容技术给了人们改变这种自然附着的机会。

整容的收益：毫无疑问，整容可以带来诸多益处。心理上：更高的自信和自我认同；经济上：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取得更高的收入；社会关系：可以在婚姻上有优势、人际关系会好一点（这两者还是要考虑处理得当）。

但整容成本也很高：整容一般都花费不小，经济成本不低；其次，其生理成本也比较高，整容过程很痛苦，还有很高的整容失败风险，比如国内歌手王贝整容身亡，迈克尔.杰克逊整容失败带来几乎终身痛苦。

所以我觉得第一印象重要，但也要确定收益大于成本才好。比如做风险低、花费小的微整容，一般是利大于弊；同时，如果相貌仅仅是一般，没必要承担高成本去整容，而是把时间精力花在增长才干从而制造稀缺上。当然，如果不属于以上，比如对外貌的要求极高、或者长相十分丑陋，在风险可控、成本可承担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整容。

2、公共决策考虑性别

我觉得这一点是公共部门将来应该逐渐实现的。看过一些报道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公共决策上十分人性化，根据男性、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的不同而分别考虑公共政策。比如澳大利亚的就业体系、社会福利充分为女性考虑，当然这也可能与澳大利亚生育率低有关。

公共部门的两个重要职责就是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合理分配。以资源有效配置为例，我觉得在一些设施上应该为女性考虑，比如公共场合哺乳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我们的社会在公共设施、办公场所的建设上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母乳喂养是人类的天然权利，在男权社会仍然需要尊重。如果能在一些企业大楼、大型商场以及一些公共场所开辟一些空间给带孩子的母亲，那么我们可以化解一些尴尬。收入合理分配上，在公共政策的考虑上我们也可以更加科学、人性化，很显然女性的自然附着成本高导致用工单位不愿意雇佣女性。那么，公共部门可以做一些工作来消除性别歧视从而协调收入分配，比如对女工比例高的单位提供一定补贴（一些女性作为主体的行业除外）。我们国家相比国外发展了几百年的国家相比也许缺乏一些经验，但随着时代进步，将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一定会更加科学合理、更加人性化。

1、用科学合理征税来提高治理水平

老师在课上讲了在发达国家，汽车税收的重点在保有环节和使用环节。国内的重点确在购买环节，我认为这与交通拥堵有一定关系。

如果减少购买环节的税负，从而更多的家庭和个人将能够支付汽车的购买费用，从而提高汽车的普及率，成为像20世纪美国一样的“轮子上的国家”，这进而会促进国家汽车的生产，促进汽车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相比，在保有环节和使用环节征收较多的税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私人交通工具的使用，更多的人将会选择公共交通，从而“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将不只是政治上的口号，而是在经济上可行的，这对于解决当前我国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交通拥堵问题有一定意义。

但另一方面，我也有所疑问，在保有环节征收过多税负是不是人们会在车辆未达到报废时间而因为不堪忍受税负而选择报废处理购买新车（购买环节税负降低），这在经济上当然促进了消费，但我怀疑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总之，征税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公共管理工具应该被科学有效使用，用科学合理的征税方式可以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提高治理水平。不止在对汽车的征税上，其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同样适用。

2、汽车进口税

这里我简单谈谈我对老师课堂上谈到的对于汽车进口税的看法。

中国：购买一辆到岸价30万元、排量为2.5的进口轿车，则须承担：25%的关税，9%的消费税，17%的增值税，10%的车辆购置税，四项税收合计为22.3万元，相当于到岸价格的74.3%。老师以在德国看到奔驰车的价格为例谈了谈对进口税的认识。

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说在中国加入WTO时，，在谈判时，中国要求对本国汽车工业保护十年。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西方都很希望分享中国的市场，而只要几十年发展历史的中国汽车工业和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汽车工业相比就是一个孩子，所以对本国民族汽车产业的保护十分重要。十年过去了，中国汽车工业基本发展起来，没有在西方汽车工业的冲击下销声匿迹。现在看到汽车进口价格这么贵，虽然我知道入世十年后中国不再保护民族汽车工业，也不了解其他国家的税务政策，但在政策制定上是不是仍在考虑对民族汽车工业的支持。我觉得这就像面对民族品牌一样，最关键的不是让国民不买外国货，而是发展自己，让国民以国货为傲。中国如果将来走出一批像比亚迪一样有核心竞争力的汽车企业，那么就可以完全依靠企业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

遗产税的征收

这节课延续了上节课没有讲完的内容，比如遗产税，下面我谈谈自己对遗产税的认识。

我认为征收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协调收入分配，从而减少阶层固化促进阶层流动。其好处显而易见。

至于反动的声音，首先在观念上，中国有着子承父业的传统，这从中国的宗法制社会传统可以理解；其次遗产是家庭的私有财产，征收遗产是对私有产权的破坏。

但那么问题来了，西方一直以重视私有产权著称，那么欧美各国为什么会征收巨额财产税呢？

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

（1）博弈的结果：这可能是代表美国不同利益的政党相互博弈的结果；

（2）社会观念，虽然美国是私有产权，但美国人向来独立，子女一般不依赖父母，追求的是经济上的独立；同时，美国的慈善观念也比较强，慈善体系健全。

（3）遗产税的征收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精英阶层的统治维稳。

虽然是这样，遗产税在美国也是争议很大，几次征收，几次费停。

3公共经济学概论听课心得

第一次课

Contents

对于经院的我而言，听到这些内容已经是很熟悉了：经济人是理性的（课上好像没谈及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认识演变），而资源是稀缺的。理性人为了尽可能满足自己无限的欲望，在利用稀缺的资源时就会考虑经济学三大问题以求效益最大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在资源和产品的分配上，单靠市场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公共部门来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商品实现“社会公平”。但公共部门又需要制度以保证其权责范围只限于弥补市场缺陷，而不是为自己攫取利益。毕竟是第一节课，老师大概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是怎么从实践中产生的，并进一步介绍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不过，我个人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专注的是产权界定和交易费用，和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有重叠，不清楚老师在PPT中那样划分的意图。

在副题里，我想主要还是一些做人的道理，当然学术研究也该像做人那样。Point

课件中提到：20XX.1.14，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胡亚东说，不管有座无座，铁路部门的运力成本是一样的，目前没有考虑无座票票价的改动。而3月初，中国工程院院士、政协委员又表态：高铁票价高是因为国内工资与国外相比相对较低，民众才会觉得高铁票价偏贵。Idea

“铁老大”在我国作为一个国家企事业单位，属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有义务调节市场平衡，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谋福利，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两次表态，前者是从铁路部门自身运力成本角度去考虑无座票票价改动问题，后者是从国外“冷眼旁观”国内物价和工资现状的角度考虑高铁票价问题，我想，与公共部门的定义是有冲突的。副题中，老师提出标新和淡泊两个学术素养。就我自身体会来看，很多简单的道理只有经历过才会明白，比如说诚实——第一次知道诚实的意思时我还奇怪为什么人要撒谎，但现在却觉得很多时候诚实真的很难做到。而标新和淡泊，我认为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够明白的。

第二次课

Contents

这次的课讲的是公共经济学的核心：公共产品。从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角度对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公共资源进行了划分。私人部门很难充分供给公共产品，但政府供给常常是低效的。从PPT上的观点看，政府的间接供给能够通过服务外包实现相对的效益最大化，是比较提倡的。现实中公共产品短缺，公共信息不对称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度，而在卫生、社保等领域，政府出的力可能还不够。我觉得政府及有关单位自身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有待调整。

副题中同样承接了对政府职能问题的探讨。有限政府意味着政府的权责受到社会的限制，其规模应合理，信息应当公开透明。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无法做到效益最大化。老师讲了几条有限政府的标准，重在放权、踏实、合理决策、尊重规律。这在某个角度上就像个人管理企业，政府没有团队意识，或者没有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而是希望社会为自己服务，那这样的政府一定是低效而且“有害”的。

Point

课件中在讲公共治安时提到警力不足的问题，老师认为不止是警察少，更是由于警察职责范围过宽有关。这个角度很有趣。

Idea

我认为世界各地的警力相对于社会大众都是稀缺的，而且警察的工资普遍不高，工作性质又危险，愿意当个普通警察的人比较少。而在中国，确实像老师说的那样，警察的职责范围太宽了，导致日常工作量很大，出警次数多，成本比较高。而当警察的优势在于身为执法者，权利比较大。权钱交易，就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如果限制警察的职责范围，社会恐怕会对政府有怨言，不一定可行。

第三次课

Contents

外部性是主体行为给他人或外界带来额外的成本或者受益。课件中太多事例展示了人类这一物种的不足：我们个体的行为很少以集体的利益作为标准，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所以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

法律、制度、政府等的作用之一就是矫正外部性。但是涉及到具体事件，产权界定不清晰对矫正外部性造成很大的困难。即使产权界定明晰，在发生负外部性对他人造成损害时，如何量化负外部性带来的损失也有一定困难。

副题中以控烟为例，详细讲了矫正外部性面临的困难。正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在吸烟这件事上，我还是比较相信古人的这句话的。我父亲就是一个老烟民，十几岁就开始抽烟，到现在也有三十年了。吸烟成瘾，与吸毒相比也不遑多让。我父亲的想法是：我已经习惯了吸烟，很难戒了。再说又不是吸毒，没什么副作用（人体自身很难感受到内脏功能的变化），而且大家都在吸烟，法律也没禁止，你们凭什么不准我吸烟？精神上自信吸烟是可以的，生理上又依赖吸烟带来的快感，更加难以戒掉。如果没有强制措施，行为主体在没有意识到行为有损自身利益之前，不会因为产生负外部性而终止行为，毕竟这种行为可以给他带来收益。

吸烟慢慢成了一种文化，涉及社会关系、经济利益等，变得越发复杂。很多像这样的社会问题，很难根治。因为这从根本上是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素养、制度缺陷的问题。如果暂时没有办法矫正负外部性，那我们可以尽量增加正外部性：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清洁能源、开展公益绿色行动等。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公民素质提升，很多负外部性会在制度和自觉的作用下迎刃而解。

Point

为何不取消烟草专卖体制？

Idea

政企不分，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很大的问题。烟草行业尽管特殊，但也不应该特殊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是烟草行业对政府有巨大的利益输送，相信我们的香烟盒包装、烟草相关的税收立法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对我国烟草业的改革呼声不应该是专卖、垄断的改革，而应该是对实质上做到政企分离的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历年来的财政收入不仅在数量上过多，而且这几年的增速都超越了CPI，甚至超越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政府手里的钱太多，尽管钱多好办事，基础建设（高铁最有代表性）飞速发展，但也会造成大量腐败和浪费。从烟草业下手正好可以减少政府收入，促进政府机构精简调整，提高效率。但是这已经触及到了公务员的利益，恐怕是不切实际的。我也只是单纯的希望。

再进一步，如果我国卷烟继续低价大量供应，长期效应和鸦片是差不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人已经慢慢老了，大多数人相信都是抽烟的。他们之中的肺炎、肺癌、乙肝等患者会对我国医保陆陆续续地增加压力，在我国社保金亏空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法想象以后的压力会是什么数量级的。

第四次课

Contents

寻租是市场上很普遍的行为。寻租带来的收益由寻租者和权利拥有者享受，而福利损失却由整个社会承担。设租容易导致寻租成风，增加行政成本，引发道德危机。寻租设租不属于市场交易，是非法的政治上的暗箱操作，浪费社会资源。减少寻租设租行为，重点是减少政府干预，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在副题中，我们主要探讨了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完全利他，基本上都是熟悉的内容。宗教、道德、法律是亚当斯密眼中的三重约束。Point

寻租竞争的均衡条件是什么？

Idea

如果寻租竞争的均衡也和一般的商品竞争一样是MC=MR，那么寻租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应该是连续的。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寻租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是连续的。假设有两家房地产公司A和B，竞拍一块地皮。A公司结识市政府的官员C，通过C贿赂土地管理局的领导D以保证自己拿到这块地皮。其寻租成本最低为100万，而且在房市的名声又很好，利益为最多10个亿。而B公司不认识市政府的人，只能通过请客吃饭贿赂土地管理局的副领导E，寻租成本最低是200万。但是B本身名气小，楼盘卖不出高价，预期利益最多只有5个亿。那么A和B各自的寻租成本及收益的曲线的起点就是（10010），（2005）。对整个市场来说，同样的边际寻租成本对不同的寻租者有不同的边际收益，边际收益更高的一方将会获胜。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两样重要的东西——人脉、声誉。人脉和声誉都是公司的无形资产。A公司使用了人脉C，我们却没有计入到寻租成本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这项资产计算利得和折旧。同样，声誉也没有办法量化。因此那10个亿中可能有5个亿是由于A的声誉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无法量化的指标，我们很难去计算其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而寻租活动涉及了大量无法量化的指标，才对我们的分析造成了困难。

第五次课

Contents

收入再分配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加突出。一般认为，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超过0.5，属于收入差距极度悬殊的阶段。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早就已经成为现实。他说要让先富带动后富，共同致富，这句话略显天真。既得利益方有什么必要要将自己的利润空间压缩，来给其他人制造福利？我想起21世纪初朱镕基说的“要相信地方干部的政治觉悟”。在这个世界上，经济规律的可信度远远高于个体的觉悟。从这里也能看出，不公平是绝对的，公平是相对的。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几乎不可能实现每个人的福利最大化。

于是有了收入再分配制度。收入再分配主要还是为了保障老弱病残之类的竞争力较低的群体，而如今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了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有些国家没有意识到社会福利体系的潜在风险，高福利减少了贫困人口，却在危机来临时令整个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一个稳定的经济体应该以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为支撑，极富与极贫只是正态曲线的两端。

另外，社会保障不是单项开支，也是有回报的。增加对妇女、农民、教育等的社保支出可以相应地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推动农业发展等。

收入再分配，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征税。各类税收，尤其是遗产税，功效非常。合理的税制对于经济发展有本质上的促进作用。

Point

当今中国大陆该不该开征遗产税？

Idea

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年年高于GDP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情况却不如人意：社保金的空洞史无前例。政府缺钱吗？中央政府尽管收拢财政资金支配权力已经20年了，但现在来看这种权力漏洞太多了。地方政府每到年关就突击花钱，有些政府为了多花钱以提高来年的财政预算，甚至拆了建建了拆。

如果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开征遗产税，那么中国的富豪们，可能如老师所说，会投身慈善事业。但是，慈善业现状也能让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水有多深。资产状况不透明，开征遗产税的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动产登记，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逐步推广，中国的制度建设在前进，只是需要时间。

另外，钱和权是分不开的。要想从富人手中拿钱，政治上的压力也将令立法者步履维艰。开征遗产税，也很可能加剧资本外逃的趋势。大陆目前的内需依然不够，主要是资本家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以维持进出口和投资才保证了高速发展。在目前的环境下，开征遗产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全球经济慢慢复苏，央行大把美元外汇储备在手，正大力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中国希望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更多市场份额。抢地盘的时候，不适合过重的再分配政策。

目前来看，弊多于利，遗产税不该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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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我国目前税目多、税收压力重，对居民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压力。而且目前我国法制不健全，居民对税法和相关经济知识不了解，无法主动避税，只能被动接受税负。社保制度也饱受诟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保基金不透明，甚至有“拿新钱填旧坑”的趋势，导致去年大批居民退保。物流业在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下是受损的，这对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的物联网发展可能有不利影响。房产税的合理税制设计要起到打压目前的房价的作用可能不现实。不过随着资产泡沫的逐渐破裂，房价也会逐渐下降。当前，我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越了全球性大都市，脱离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多个税系的税制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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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市场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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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问题主要是医保实际覆盖面不够，基层百姓依然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除非是大病，一般的医疗保险补贴其实并不多，药品选择有限。而医院本身盈利就困难，医生的工作性质和他的工资收入不成正比，因此医生肯定会尽可能使用昂贵的进口药。这给患者造成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小病忍忍就过去了，大病才去医院，道德风险并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现实问题。

而且参加医保，居民并没有感到自己就可以放弃健康了。毕竟健康和金钱肯定是前者来的重要。有些东西是金钱无法衡量的。除非对象是一群守财奴，否则经济人在这方面一般不需要考虑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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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是政府预算中最受公民关注的部分。中国的政府预算做的并不算详尽，与我们的公共支出不透明、政府开支所受的管制力度小有关。税收年年都在涨，而且作为世界第二的重税国家，我们的财政收入比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都要快。偏偏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资金漏洞又大得不得了。在中国大陆慢慢脱离高速发展期，正式进入转型阶段之后，这个问题必然如同当年的粮食问题一样，成为困扰发展大计的最大阻碍。

公共支出从国防、教育、医疗到科研、社保、环保等包罗万象。参照国外经验，其实引入民营资本，引入竞争机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利大于弊，只不过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将损害他们的极大利益。目前，我国正在金融、医疗、教育等核心领域逐渐放开管制，引入市场机制，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一道曙光。

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多，很多问题究其根源也在于人多。读书难、买房难、看病难、就业难，正因为人多，在这些方面，欧洲人口效果可以做到高福利保障，而我们却不行。加上一些特殊现状，比如社保金的巨大漏洞，我们在公共支出方面不敢下重手管制，十分为难。Point

发展需要时间，正如资本的积累需要血腥的掠夺。前期总要牺牲。从长远看，如果我们能坚持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中页，中国的年轻人都应该有机会花上几年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后顾之忧了。从短期看，均平富的策略不值得推崇，要想完善社保，团结民心，解铃还许系铃人。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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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贫富差距，打击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等自然是好，不过却不是治本之道。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资金、资源，又有话语权和执行权，堵不如疏。把这些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导向一致，或许更好。竞争，可以算一剂良药。相对而言，市场竞争极大地减弱了权的作用，更多地需要人才、经验。既得利益集团在竞争中依然有资本和资源的优势，他们对此不会有过于激烈的反应。同时，人多能够让水活起来，市场更灵动，发展的力道才更足。

诸多市场的开放，可以解放国家的力量，更专注于民生，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人算不如天算，人管人终究不是王道。放权，比集权更得民心，也更能刺激市场的潜力。监管方面，只要有人力可以操纵的地方，必然有寻租设租行为的发生。光靠法制中国就能治天下了么？开玩笑，以身试法，抱有侥幸心理的自古就有，酷刑尚不能治理这些人，更何况如今。减少人的监督，增加市场的自发监督，让真正守规矩的人受益、不守规矩的人吃亏，才是久远之计，也更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自治，大同。

人多的优势不该止于此。如果中产阶级能够在竞争中大量崛起，中国的实际福利水平就会大幅提升，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会更轻。同时，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有助于稳定社会，肃清官场，产生良性的循环发展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