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访学总结
1美国东海岸访学总结
五月中旬，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基金会领导人“非营利组织领导力”美国东海岸访学活动，该访学项目由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家庭研究所、华民研究中心和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主办，访学团成员是来自中国大陆各大基金会的二十多位领导人。
此次访学分为培训、参访、会议三大模块。我随访问团一行共同聆听了关于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培训讲座，参观了新泽西州儿童家庭部门、新泽西州社会福利部门、洛克菲勒基金会、CPC行为健康中心、Glassroots社会企业、Goodwill慈善超市等机构并与机构领导人和员工座谈，同时，访问团还参与了第24届社会工作管理国际年会。
我对大部分参观和讲座都做了记录，活动结束之后，我再次阅读了笔记、影像和其他材料，就如何走向更加专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这一主题，将此次访学的心得整理如下（如有错误，请留言指出）：
关于此次访学，主办方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通过培训、参访和参加社会工作管理国际年会，学习美国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工作管理的专业性。确实，美国的慈善事业具有上百年的历史，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分别于1911年和1913年成立各自的私人基金会，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发现，必须成立专门的非营利机构、应用社会工作等专业的方法、聘用专职的工作人员，才能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难题。如今，一百年过去了，美国的慈善也发展到了更加高级的阶段，包括“从机构到社区”的政府改革、更加清晰的合作伙伴角色界定、更加整合的服务提供、基于证据的合作管理以及更加专业的队伍和相应的保障。
第一，“从机构到社区”的政府改革
新泽西州的社会福利部门正处在改革当中。虽然州政府曾经运营着五家精神与发展障碍患者的治疗中心，但是其中两家已经关闭，其他机构也正在将患者放回家庭和社区进行治疗，同时政府将更多的资源和基础设施配备给社区的私人机构（大多数是非营利组织）。在养老领域也是如此，以疗养院为基础的养老正在向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转变。
我们可以从这种现象背后看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政府将更多的职能委托给非营利组织及其他私人组织，同时给他们配备更多的资源。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非营利组织可以提供更加专业、更加多元、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居民因此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服务。之前，精神疾病患者如果想要享受政府的服务，只能到“水泥高墙围绕”的州立医院接受治疗，有人还为此到联邦告了州政府一状。而如今已经不同以往了。其次，政府可以集中精力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包括制定政策、进行监管和配置资源。最后，服务的效率也提高了，同样的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治疗一位精神疾病患者，州立机构一年要花费30万美元，而社区治疗只需要花费2.5万美元。政府这样做，也能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
第二，更加清晰的伙伴角色
虽然在国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刚刚开始，但是美国自从里根和克林顿改革以来，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了。比如，新泽西州的儿童家庭部门已经和超过850家的服务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运行4000个项目，每年用于购买社会服务的金额达到7.5亿美元。
那么，政府以怎样的态度看待它和NGO的合作？其实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中，政府扮演着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作为资助方，政府要监督项目依照规定执行；另一方，作为NGO的伙伴，政府要协助对方解决问题（具体参见“Contracting for Social Service笔记”）。儿童家庭部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我们更加看重伙伴关系，而不是合规性。政府主张与合作伙伴拥有“共享的领导力”（shared leadership），注重解决问题，而非权力和控制（Problem Solving not Power and Control）。
因此，合作伙伴的角色是这样界定的：
State
Provider
·Provide Funds-tools
·Establish Program Expectations
·Fair Policy
·Compliance Monitoring
·Appreciate challenges facing Agencies
·Expertises-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Competent Workforce
·Supply the Service
·Responsive to the State’s Instructions
·Understand the State’s Role
在上面表格州政府的五项职能当中，提供资金、公平的政策以及合规性检查都是传统上应有的角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建立项目的预期”和“理解机构面临的挑战”两项职能。明确的预期包括服务应该达到的水平、项目的结果（performance outcomes）和预算。理解合作伙伴面临的挑战则表示政府应当用“同理心”去看待合作伙伴的成绩与过失，如此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协助。
第三，更加整合的个案管理服务
美国社区行为健康委员会的主席Linda Rosenberg在社会工作管理年会上指出，成功的社工中心势必推行“综合的全人/全家照护”（Comprehensive whole-person/whole-family care）。这种现象也在我们的参访中得到了验证：新泽西州CPC行为健康中心（属于NGO）有个“整合个案管理服务”，为从州立医院出院的精神病患提供一年的个案管理。CPC将病人与各种社区服务对接，并协调病人所能得到的各种服务，这些资源包括：government enti
社会福利部门的官员解释了个案管理出现的背景：相比于原先只有政府运营的医疗、养老机构的情况，现在居民可以在社区享受到各家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些服务的混乱，需要有“个案管理人”对各种资源进行协调。不仅那些刚从医院出来的精神病患可以享受这种服务，新泽西州的社会福利部门还要求为在家庭或家庭小组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提供“个案管理人”，“个案管理人”帮助患者安排各种服务，帮助他们向不同非营利组织获取服务。“个案管理人”由非营利组织聘用，甚至也可以是营利性组织的雇员，但是不是政府的员工。
第四，基于证据的合作管理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十分注重非营利组织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服务达到预期的效果。从项目尚未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非营利组织提交项目申请书的阶段），政府就要求竞标者指出如何评估服务的结果，这叫做“merit ba
证据是公私部门合作的前提。但是，我们或许有疑问，社会问题往往是长期而复杂的难题，有些项目在一年项目期内很难见到效果。那么，谁来支持这些项目？这里就涉及到“基于证据的合作”的局限，证据不明显的项目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对于这类项目，基金会往往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因为基金会的资助往往更加灵活，可以扶持那些暂时看不出成效的pilot program。这些项目如果失败了，那么基金会也能承担这个风险；如果找到了评估的方法，同时有证据证明有效，那么说不定政府就可以推广这些项目了。
第五，专业的队伍和相应的保障
社会工作者在新泽西州的非营利组织当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在我们访问的CPC行为健康中心，100名社工占据了全体员工的75％以上，他们具有专门的训练和职业的认证，是患者最先接触到的治疗师，是医生的助手，是长期跟踪个案的助人者。
此外，社工的工资和待遇水平也很有竞争力。在Hazlett的课堂上，他请我们分析某家社工机构的预算表，我发现机构支出的80％用在了工资和福利上面。这就源于美国对员工的重视。Hazlett表示，他们在做助人的工作，他们愿意投资那些帮助他人独立的社会工作者。而个人的独立生活正是美国人的一个主要价值观。当然，美国会计制度也和中国大陆不同，他们不将个人工资算作组织的行政管理费。
中国与美国
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此次访学对于解决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仍然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在访学的最后几天，学员之间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美国的这些成功经验能否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虽然部分学员认为不能，但是我还是觉得有诸多可取之处。应对新的社会问题进行不断的变革、政府和私人机构合作从而达成双赢、对不同非营利机构提供的多元务进行整合、基于证据的绩效管理和聘用更加专业的员工，这些经验不仅具有指导意义，也能对实际操作带来启发和改进。
2挂一漏万的访学总结
Time flies。一年之前的今天，我应该正在处理赴美之前的事宜。依然记得临出发前的那一晚，一直忙到接近凌晨。尽管主要的行李早就打包了，但是最后称重的时候，发现总是差一点点，不得不打开、拿出、调整、再合上，反复数次，只是为了在不超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装点东西。我想每个出国的人（非短期出差和旅游的那种）都有过这种难忘的经历。
然后是在经历了三四十个小时的折腾后，来不及倒时差就开始投入这边的生活并奋力写博，满眼都是新奇，满心都是发现，那时偶尔也会想，一年以后，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转眼就到了要跟美国说再见的时候。要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忙着整理博客，我的离别情绪肯定会提前滋长。这两天，我开始有点没着没落的。原本是有许多事要做的，要么因为来不及，要么因为静不下心，都被搁置或者推迟了。好在有飞鸽陪伴，我尚且显得比较从容而沉着。
总是要总结一下的，何况这一天在我脑子里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这一年的生活既非我想象，但也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平静而自然。大概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所有激烈的感受都是偶尔的暂时的，并且都已经表达过了，所以一眼望过去，便仿佛没有什么意外，没有什么大波大澜。只能是平静地诉说一下我此刻的感受吧。
对于美国的感受，在很多文章里说到了。从开始的满眼新奇，到现在的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我渐渐缺少了发现的眼光和批判的视角，适应是个消磨创新思维的东西。总体看来，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便处于金融海啸之中，美国给我们这些旁观者的感觉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物质极大丰富，人均资源占有量多，虽也有城乡和贫富差距，但从面上来看差别不大；美国人比较懂得享受生活，并且更多是享用自然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很强，到处给人整洁干净之感；服务业等总体感觉规范诚信……相形之下，中国给人的感觉是“热火朝天”、“大干快上”地搞经济促发展，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但是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留学人员会感觉跟美国的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差异不大，在国内很多人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并且过得更为潇洒；中国人多，拥挤，人均资源相对缺乏，人的整体文明素质的确还有待提高，但是中国人乐天知命的本性使得大家也能够自得其乐，有更多的人际交往乐趣，也有更加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以前我也写过，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国的人，也许会对国外的一些情景感到惊奇和震撼，但是现在来自国内大城市，却没有在美国的大城市居住的人，会感觉美国就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农村。生活的便利性与丰富性、人际关系的维系、事业发展的机会等等，明显是国内更占优势。如果国内能更加注意环境保护、注重人文素养、加快落后地区脱贫，总之按照“和谐社会”的目标发展，应该也会是很多人眼中的“理想国”吧。我们尚且期待着。
我是来访学的，不能不谈谈学问上的收获。跟很多人的感受一样，可能直接的收获不那么多（理工科的同志们可以使用一些仪器，参与一些项目，文科的就没有这些条件了，大多数时候还是靠自己死磕），尤其我自己做的方向跟这边还是有差异的。但是总体来说，在这种环境中熏陶了一年，听了几门课，也听了一些讲座，大概还是知道美国哲学界的人在做些什么，怎么做。美国的分析哲学方法几乎统领了一切哲学门类，而在中国，以前更多受欧陆哲学传统的影响，做分析哲学的很少，因此在对话和交流方面也差强人意。不可避免地，我也会感觉两种哲学研究方式之间的隔膜。但毕竟了解是前进的第一步，这种了解在出国之前是绝对感受不到的。此外，自己也看了一些书，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可能的研究方向，并写了4篇文章，其中有3篇已经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和待发表）了，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收获吧。从投稿率和命中率来说，这几篇文章算是百发百中，一定程度上也给了自己一点信心。前几年忙于各种公私杂事，一度疏忽了科研，这一年的“潜心修炼”表明，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只要自己静下心来，还是可以出一点成果的。虽然知道回国之后会琐事缠身，清心难觅，但还是希望尽可能地保持这种状态吧。至于与这边进一步的学术交流，还要看机缘。
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宗旨，俺也有选择地游览了一下美国的名胜，比如佛罗里达迪斯尼主题游、美东大城市游以及美西自然风光游。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更加直观形象地了解了一下美国的自然风土人情以及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因而对美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环境有了总体的认识。另外也参观了诸如哈佛、MIT、耶鲁、普林斯顿以及西点军校等名校，充实了自己的访学经历。在国内的时候，专门为了旅游出去倒是实在有限。我想除了时间和经费的考虑，主要的还是欠缺一份悠然自得的心境吧。现在想来，国内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只是有些资源尚待开发，而旅游理念、管理和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当然我们人口太多，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总归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应该会是中国的一块大蛋糕。虽然自己在美国旅游加上购物贴了不少money（国家留学基金委给的钱用来住宿和吃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额外的花销可能要自己垫付一些。我至少贴了4万人民币)，但是自己觉得是值得的。虱子多了不怕痒，反正已经欠了“好几屁股债”了，不在乎那一点半点了，回去慢慢挣呗。毕竟有钱又有闲的时光总是不多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享受当下是我目前的人生追求之一。
再说一下让俺欢喜让俺忧的English。一个共性的问题是，出国仅一年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英语可能会有些提高，但依然感觉“提高不大”，甚至有些生活在华人圈子里的，会觉得没有什么长进。这都是与自己的期待相对而言的。出国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样，以为出国3个月以上，语言就会有突飞猛进的提高，至少这一年的留学经历极大地修正了我的错误观念。之前有去过欧洲非英语国家，但是用英语工作的朋友说，在欧洲半年，没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好，因为对大家来说，英语都是外语，说的都那么回事，可是到了美国才知道自己的语言不够用。也听说，有些留学生完全在英语环境中，也需要2-3年才能达到自如交流和讨论的状态。直到亲自体会，才知道所言不虚。曾经，自己也算是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和天赋有信心的人，但是在美国却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自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便再也没有像有些朋友那样想在一年之内攻克语言关（可以随心所欲地听说读写）的雄心壮志了，而是甘心以一个半吊子英语的外国人自居。说这个可能会让有些熟悉我的朋友泄气，毕竟在他们眼里，俺出国之前在同学同事眼里英语还算好的，在上外培训班培训的时候，也被公认为是班上口语最好的，可是，但可是，可但是，在这边却着实不够啊……其实说着这些，我脑子里也会闪过一些给自己打气的片段：毕竟现在的英语比以前还是提高了，比如再出去办事，不用事先想怎么说了；给美国的航空公司和电信公司打电话，可以听明白并且能顺利沟通了（电话一向被认为是比较难的）；这学期上了两本课，我都在课堂上发言了，其中一门seminar，还是每节课都发言，有的是被老师点名鼓励的，有的是自己有感而发的，看到美国学生点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说的还是有点“价值”的，但是有次发言却还是受到打击了：我在这边说，看到那个老师和另外一个同学相视而笑，我可以理解这种通用语言的含义，即便她们并无恶意，只是忍俊不禁，我还是感到一丝尴尬。事后听那一段讲课录音，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自以为比较流畅但实际上磕磕绊绊的发言跟美国学生的差异，而我也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差异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弥补得了的。所以无数次我都想打退堂鼓，不想受这种折磨了，在中国，俺一贯被人认为口才好，在这儿却遭遇茶壶里煮饺子的尴尬；但是一次又一次，我也不断鼓励自己机会难得，而让自己硬着头皮坚持。实在是对心理素质的巨大考验啊。虽然有时美国人也会说我英语不错，但我自己知道人家这标尺不一样，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英语还需要大大提高。前几天跟印度舍友说起语言的烦恼，说我的英语依然不怎么样，但是出国之前，我的英语竟然算好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了……印度舍友说：“我知道的，上次去比利时开国际会议，有个中国学者发言，说得很慢，感觉3秒钟才说一个单词，用了很长时间。”说完他还给我模仿那人的说话速度。我说没办法，我们在国内英语用得少，读还比较多，但听和说比较少。印度舍友就说，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是多多read and watch movie……当然，我也欣喜地发现，我对这种印度口音的英语比以前适应多了，比如他说“read”的时候，发的却是“lead”的音，我竟然也能立刻听明白，这就是practice的作用啊。可惜，我练习的机会不多了。我一方面为自己回去之后很难为自己创造英语环境而惋惜，一方面也为自己终于可以自信地自由自在地说自己熟悉的语言而感到欢欣雀跃。
一年的留学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历练。这种历练不仅来自于需要独自适应一种不同的文化和事必躬亲的生活，还要忍受一份寂寞和孤独。尤其是那些在国内业务缠身、非常风光的人，在这边多数时候是挑灯孤坐，就会颇感寂寞冷清。对我来说，孤独的生活似乎是我过去几年的常态，而今却又有不被琐事打扰的宁静和悠闲，所以很大程度上我都是享受它的，并未觉得这种生活有多么异样和不同。YU临回国前，曾对我的适应能力和“自得其乐”表示严重佩服，说他所了解的很多女老师都做不到这一点，都会觉得留学生活过于寂寞冷清难以忍受，归心似箭，而我却似乎总是能安心地享受每一个过程，并且能解决自己遇到的任何问题。我说这是历练出来的，“时势造英雄”，再者，我也习惯了去享受当下，去发掘每一处当下的好。我心里也知道，如果没有飞鸽每日在网络那端陪伴我，也许我也很难获得如此宁静平和的心态吧。出国之前并未有每天按时上网的约定，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现在想来，却也是颇不容易的。这番等待与守候也是一种考验，更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和收获，让彼此更加珍惜。最后一个月的朝夕相伴，也为这段别离画上了一个句号。曾经我担心时空的阻隔是一个我难以克服的魔咒，至少现在，它是被消解了，而以后，我都不会再面对这种时空的分离。
写总结真的很难。虽已冗长至此，可依然是挂一漏万。我心里依然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表达。它也许会被逐渐风干，也许会在某个时刻不小心被激发出来，也许永远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地，永留内心深处……
3美国埃默里大学访学总结
20XX年8月－20XX年8月，本人有幸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资助，作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一员，赴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接受博士生联合培养。在美期间，跟随全球知名学者Martha Fineman教授学习女权主义法学理论。历时一年的访学收获颇多，总结如下。
一、进修的课程
在Emory法学院，授课方式主要有两种——讲授课与讨论课。讲授课一般针对于一年级学生，但所有学生都有资格选修。学生在课堂上可以随时举手，得到教授许可后可发言，但课堂还是由教授主讲；讨论课只有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才有资格选修，课堂的主体为学生发言，教授只发挥引导作用。一般说来，讨论课对于教授要高于讲授课，其对教授的知识储备、材料掌握能力、应变能力、现场操控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讨论课的开设者一般为经验比较丰富、能力比较高的教授。在Fineman教授的建议下，我进修了其所教授的“生殖权利研究”与“家庭法”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都是讨论课，每节课都有一个讨论主题。课前教授会发放大量的阅读资料，一般为相关领域的权威文章。
（一）课程介绍
在第一堂课，教授会对整个课程作出全面说明。首先，教授要介绍自己，此介绍绝不流于形式。教授需向学生说明其毕业院校、授课经历、发表的主要著作等，实质上是在向学生推销自己——原因在于，学生可以在第一堂课之后无条件退课。其次，教授要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办公室、一周两次可接待学生的具体时间告知学生，教授必须保证在其承诺的办公时间待在办公室等待学生，即使学生没有提前预约。最后，教授会告知学生此课程的基本要求，此要求面面俱到——包括成绩的构成具体比例、成绩给出的依据等，学生的出勤率、课堂发言次数、发言内容的水平都会成为最终成绩的组成部分。这就保证了讨论课上大家的争先发言，而且课前会认真阅读材料，保证发言水平。在每一个部分的说明中，学生都可自由提问，以期保证自己全面了解课题要求。
（二）课程内容
在“生殖权利研究”这门课程中，主要围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讨论了堕胎、捐精、捐卵、代孕等行为给法学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当前，生殖问题在欧洲、美国、印度、我国台湾等地区法学界都是热门研究课题。在“家庭法”课程中，主要选取了当前美国家庭法中比较热门的如家庭暴力、领养、父母许可证制度、同性婚姻、婚姻关系之扩张与废除等话题进行了讨论。这两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在我国尚属前沿，并未纳入课堂讨论。不过，人工辅助生育及家庭暴力问题在我国近几年的法学研究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中美法学研究在思维上的差异——美国学生思考问题时喜欢用数据说话，而中国学生则更注重于逻辑推演。我就此问题请教了几个美国教授。他们均表示，数据分析与逻辑推演都十分重要，不能偏废，这也是最近几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思维方式上互相学习的原因之一。
二、参加的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一）研讨会介绍
Fineman教授系女权主义法学理论研究泰斗，其全球性“女权主义法学理论项目”（Feminism and Legal Theory Project）在20XX年迎来了创办30周年纪念。在这一年里，该项目将从全球邀请学者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20XX-20XX年度的四次研讨会，并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中做主题发言。探讨主题分别为：“性与生殖：从单纯研究女性性与生殖的隐私与选择到倡导赋予女性隐私与选择的机会”、“家庭的转型及亲密关系生活的认可”、“暴力地理学：地点、空间及时间”、“脆弱性、弹性及公共责任”。研讨会一般会根据主题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3－5名主题发言者，作者发言20分钟，之后是长达一个小时的提问与互动时间。
（二）参会感受
1、研究主题深入。以第一次研讨会为例，研讨会的主题已不再局限于讨论性与生殖是否属于个人隐私与个体选择问题，而是深入研究当前的社会环境是否能够提供人们（特别是女性）以真正的选择权，以及法律应如何设计才能提供并保障公民的性与生殖的隐私权与选择权。
2、会议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每次研讨会的参加人员一般都超过50人，参会学者除来自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西北大学等知名学府外，还有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伊拉克、印度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学者。通过会后与美国外学者的讨论，我发现这些问题在欧洲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3、评论尖锐。在提问环节，提问者与发言者的一来一往可以用针锋相对来形容。提问者的问题一般都直指发言者研究问题之核心，十分直接与尖锐，在发言者回避问题时，提问者会毫不客气的说，“我不认为你回答了我的问题”。遇到提问者十分罗嗦不清时，发言者会直接打断说，“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能否提炼好问题再提问，请不用浪费大家时间”。但是，学术讨论就是学术讨论，会后大家十分和气。这简直让我大吃一惊，又十分佩服。
4、会议组织简单、实用。整个会议时间参加者都待在会议室内，一切食物（如咖啡、午餐、点心等）都放在会议室内，大家可以随时享用，甚至午餐也在会议室内进行，大家边吃边谈，不浪费一点时间。
（三）我所参与的主题发言
20XX年2月我接到6月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召开主题为“脆弱性、弹性及公共责任”研讨会的征集论文通知。“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是Fineman教授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在美国影响很大，现在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地也开始引进改理论。此次研讨会正是围绕教授的该理论展开。通过前期的学习与了解，我对“脆弱性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十分感兴趣。收到论文征集通知后我变着手写作，最终我向大会投的论文被选中，因此被选为主题发言人。
我的论文题目为“中国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研究”，鉴于选题涉及Fineman教授脆弱性理论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根据整个会议的逻辑性要求，Fineman教授将我的发言安排到最后一组。开始我担心在经过了一天半的会议之后，参会者一定十分疲劳，对最后一组的发言可能不会反应特别热烈。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参会者不但对我的论文十分感兴趣，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反馈意见。由于大部分参会者都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留守儿童这一问题并不了解，在听完我的介绍后，很多学者在提问环节更加细致地询问了该问题；之后，很多学者针对该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除研讨会外，Emory法学院的其他学术活动也十分多，我已养成每天浏览校内学术活动网页的习惯，其中有关民商法的活动我一般都会参加。例如，法学院每周三中午都会从校外请学者来就自己近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报。当汇报者的成果属于民商法领域时我就会参加，从中了解美国民商法当前的研究重点及立法现状。此外，很多教授会邀请地方法院的法官、律师等与学生座谈，这些活动我也都有选择性的参加。
三、阅读书籍、文献，写作
在我刚刚到达Emory时，Fineman教授就给了我很多有关女权方面的书，上课也会发放很多相关文献，同时Emory法学院的数据库十分全面，Hein、Westlaw、lexis一应俱全。学校给我们每个访问学者都分配了这些数据库的账号和密码，方便我们搜集及下载文献。在美期间，深入阅读女权主义法学专著4本，论文50余篇。希望在回国之后可以将这些资料进行有机的转化，在介绍美国女权主义法学理论的同时，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女权主义法学。
在阅读之余，我还在尝试使用英文进行写作，将中国的情况介绍出去，这也是学校引进联合培养博士生或访问学者时希望看到的结果。应Fineman教授的要求，我就中国的男女平等问题撰写了一份通讯（newsletter）及简报，均存放于Fineman教授的女权主义法学理论项目组中。此外，在我离开Emory之际，教授还特意制作了访问学者采访。以上通讯、简报及采访均可在Hein online数据库的women and law子项下搜索到。对于研讨会中提交的论文，现正在针对各学者提出的意见修改之中，希望在修改之后可以达到发表的水平。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并总结了美国写作与中国写作的区别。中国论文更加注重逻辑、表达，要求作者将相关背景、相关资料交待清楚，当然也要求论点清晰新颖；美国论文则相当注重观点，对其他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这也是与国外学者交流时双方存在不解的重要点。我发现，这一情况不但发生在我身上，身边很多学者都有此种情况，我们经常会被问，“so what’s your point?”我现在慢慢学会，在写作会思考时不断的问自己，我的观点是什么，思考或写作这一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些对日后我的论文写作都将产生很大的帮助。
总之，我在一年的访学中收获颇多，这一年来在学习及生活中的收获都对以后的学习工作产生深远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