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观后感
篇一：鬼子来了观后感
当我从让子弹飞被姜文感染之后，我不禁对他曾经拍过的三部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像这样一个特立独行，才华横溢的人他所拍摄的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在听到李萍老师及室友的强烈推荐之后，我观看了《鬼子来了》，继而在姜文的让子弹飞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后，我又一次被打动、被折服。虽然它不是一部令人愉悦的电影，尽管影片中不乏令人发笑的情节，但是它所留给我们品尝的苦涩，留给我们体味的悲伤，留给我们痛定思痛的空间，是每个看过的人都不得不深思的。虽然它遭到封禁，但是它带给人的深思考和姜文所追求的真史实、真情感无疑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是无比巨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部电影，才使我明白了"战争与人"的残酷，才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剧情(简介)：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偏僻乡村挂甲台的村民马大三(姜文)某日遇上了一个平生未遇的难题。一个陌生的"我"将两个黄麻袋放在他家，并声明年三十会取走，麻袋里装着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翻译，厚道的马大三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两个敌人。6个月过去了，"我"没来取人，如何精心看管这两个俘虏，又防止鬼子查觉的问题难坏了大家。村民们要求马大三解决掉这两个鬼子，但马大三却下不了手。一番波折，长期受到精心照顾的鬼子，渐渐消除了敌意，鬼子表示愿意以几车粮食来换取自由，这样既可以救济正陷于饥荒中的村民，又可以免去大家的苦恼。大家相信了这个在他家住了多时的鬼子，同意了交换，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为欢庆举办的宴会上，日本兵对村民展开了残忍的大屠杀并放火烧毁村庄，只有马大三和鱼儿幸免于难，当他们摇船回来的时候，冲天的火光映在马大三的眼中只剩下了空洞。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一个雨天，马大三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村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鬼子花屋小三郎，当花屋手起刀落的时候恻隐之心无法压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刀下得利索一些。马大三的脑袋就这么滚落了，在地上转了九圈半，眼珠子冲花屋眨了眨，嘴角子上翘如刘爷形容自己杀人一样--"含笑九泉"了。从总体上来说，鬼子来了的叙事既复杂荒诞出人意料又不失紧凑流畅与真实，在故事的每一处发展与转折中都隐匿着极为丰厚而繁杂的人性内容，正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才使我由衷的喜爱拜服这部电影，在此表达我的一些感受。
影片中的"我"这个形象，应该说在电影中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我看来，他只是起到了引出离奇的故事，并使电影的某些段落能够衔接的作用。而真正重要的则是以马大三为首的那些村民以及那些日本人的形象，通过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碰撞，从而让我们挖掘出隐藏在其中的人性。曾经体验过农村生活的人会知道，农民大体上都是淳朴而安于现状的，从古至今，农民一直都是受压迫的对象，久而久之使他们形成了温顺贤良的品格，所以当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的时候，农民学会了忍让，为了赢得生存他们学会了妥协，当鬼子没有烧杀掳掠的时候，他们便不会奋起反抗。影片中挂甲台的村民对这一史实做了真实的阐释，在那个被日军牢牢把持的小地方，鬼子对村民实行"和平"的奴役，习惯了被压迫的村民麻木了，他们为了生计这样的眼前利益而过分乐观的活着。小镇上唱曲的在集市上宣扬着皇道乐土，教育众人中日"八百年前是一家"。人们见了鬼子一口一个"森塞"。马大三等村民胆小的不敢杀掉被俘的鬼子，费尽周折请刽子手代劳，却得到鬼子命不该绝的结论，最后村民与鬼子达成了一致--用人换粮，欢天喜地的换来了一场屠杀的盛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对那段时期的历史实事求是的反映，对人性真实的刻画，看过之后，让我触目惊心，气愤非常，尤其是影片中花屋小三郎的那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们这么长时间打不赢这场战争的原因了。"深深的刺痛了我，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我无法亦不能否认。姜文欲还人们一个他所认同的真实历史的记忆，他正是通过对真实历史的再现警醒我们去直面我们一直在回避的东西，他的良苦用心让我备受感动。
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姜文关于日本的十个为什么》)。影片中有两个场景真实的刻画了鬼子的暴行：一是炮楼里的两个鬼子溜出来想吃鸡，老兵教新兵如何粗暴的对待中国人，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刺刀，并说"对付支那猪就只有用这种办法"；二是小三郎在鬼子和百姓的联欢中得意忘形，对中国人大声说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然后他在队长激将下，兽性大发对养活了他半年的村民们举起了屠刀。姜文将鬼子们的武士道精神和对中国人的残忍施暴的一面生动形象的刻画出来，由此让我们真切看到其人性极其匮乏和阴暗的一面，体会到这样深刻的人性剖析，我不能不被他折服。
"日人花屋小三郎，去年腊月来吾乡。挟风带雪，神色惊惶，衣容不整，兼有枪伤，何人送之，我等不详。六月有余，寒来暑往，我等村民，仁义心肠，鼎力相帮，节衣缩食，悲苦难当，着急上火，没齿不忘。花屋感恩，允我口粮，两大车整，报答有方。我等笑纳，各得所偿。花屋汉臣，归还日方，自此之后，两不相伤。立下此约，中日两方。"当我听到这段契约时，真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中华文化的精粹，中国世代相传的美德，"以心换心"的"仁心"，用在了这样一个讽刺的场合，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挂甲屯村民自以为善待(不杀，借白面给他们包饺子，宁愿自己挨冻而把棉被裹在'囚室'的柱子上，以防花屋撞头自杀)了鬼子，便期望得到礼尚往来的回报，这是何等的可笑，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以德报怨，到了这里便不折不扣的成为了软弱和愚昧，又是何等的可悲。"中国的老百姓，向来不惮于反抗的。只要你给他们地种，让他们活，他们就像陷入沼泽的人，只要鼻子还露在外面，能喘气，就不愿意动一动。中国人，只要做稳了奴隶，就知足了。真是万劫不复。"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再加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的死亡观念，想要"活着"的现实追求，压抑的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可悲、可怜、可叹！
当马大三在花屋的屠刀下人头落地、"含笑九泉"时，当那一幅黑白鲜明的画面转换成最终的鲜红时，鬼子来了迎来了它最悲壮的结局。为什么姜文将整部电影拍成了黑白，唯有结局那一抹鲜红，不是因为形式，而是因为内容，我们可以理解那红为红色的血或红色的旗帜,姜文借助红警醒我们，让我们认清了现实的残酷，这是不容抹杀的。鬼子来了犹如一个关于我们民族性格与命运的寓言，它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性与普遍性，并由此引发出我们对中日民族性格冷峻的剖析与思考，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民族的精神弱点，深刻的了解了人性，更深的体会了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我们才真正看懂了鬼子来了，而它的全部意义也就在于此。感谢姜文，感谢"为了忘却的纪念"。
篇二：鬼子来了观后感
序言<一>:我一位懵懂的17岁少年，涉世未深，热爱着电影！在我的价值观里，我把每一部电影看作是一个世界亦或是一个社会，是能让我望清这现实世界的重要渠道。姜文，一个颠覆我世界观的男人。《鬼子来了》让我陷入极度的深思熟虑。
序言<二>:姜文的四部曲为什么我只写鬼子，原因很简单。对于阳光，我这个90后说实话我能在此得到的共鸣没我想的那么精彩。（毕竟姜文是我爸爸那辈的）而太阳，我的天！这实为旖旎的凤毛麟角之作！其精美之处是我真的难以吸收、消化的。我不是真的想望尘莫及。子弹虽是我最喜欢的，可我为什么不写，我相信各位尼玛们应该清楚姜文为什么会拍出像子弹这样的电影。
鬼子我看了不下3遍，所理解的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也像大多数人那样结合资料看电影，才最终有点头绪。然后像滚雪球那杨越滚越大啊！欣赏《鬼子来了》我微微地总结了下，我觉得首先应该理清鬼子的性质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在《鬼子来了》里偷窥下鬼子的概念。
影片大部分用的是黑白胶片，想必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不少的文章。但我想说的是大家不妨可以联系下黑白默片。黑白就是失去了颜色，没有缤纷五彩，那就是单调、枯燥。影片被分为黑色幽默一类，为什么不言明为黑色警戒呢？1945年的中国民众暗无天日，1945年的中国萎靡不振。（以下省略民众几千字，我想你应该懂）
看完鬼子后，我大胆的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鬼子来了》里的日本鬼子完完全全颠覆了日本人在我们心中的传统形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曾是祖国四化教育的小红花啊！而《鬼子来了》又作为另类片在大陆禁播，我就想这一定没广电局搪塞的那么简单。理所当然的我顺便查了下资料，后来相中了一本书——《菊花与刀》（请各位同志们别想歪，因为我身边人第一反应都是那样的）我马上网购了本，很运气居然是现代版还带插图的，不是那种特古董的。看完《菊花与刀》我才知道什么叫恍惚间的醍醐灌顶，日本这个大和名族在我认识中才有个明显的轮廓。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是日本武士至死都不可或缺的一不分。日本人就正如菊花与刀这两个意象所表达的那样，是颇具矛盾的民族：好斗又温和;黩武又爱美；桀骜有谦逊；顽固又善变；勇敢又怯懦；保守又开明。我想这大致应该很好解释为什么片头中海军军官会与孩子们相处得如此融洽，花屋小三郎为什么会一口答应村民的粮食条件，酒冢队长为什么会在沉重中爽快地答花屋所欠的债而不是立马地爽约,而为什么影片最后的日本鬼子会疯狂屠杀无辜的村民血洗挂甲台。其实我很想给姜文一个忠告，为什么不让观众们把《鬼子来了》和《菊花与刀》相结合起来去阅赏。鬼子就会变得如你想象中的那般开门见山。
“鬼子”在中国这特有的贬义性名词通常是指外国人的，所以为什么会有洋鬼子、日本鬼子这一类的说法。那照如此的说法，为什么《鬼子来了》的片名不叫《日本鬼子来了》呢？难道纯粹是为了顺口点，好听点吗？我真的真的想了好久好久。我就想到戴帽子为什么不叫穿帽子，因为中国的传统里没有穿帽子一说，这是特有的。那《鬼子来了》里的鬼子也一定很特殊，那肯定就不是日本鬼子了，日本鬼子在影片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幌子，就一群跑龙套的。我忽然想到把“鬼子”与“来了”分开来试下，着重后者的我注意到了全片的龙眼——花屋与董汉臣的意外降临。既然鬼子不是花屋那是董汉臣吗？不！绝对不可能，“鬼子”是一个群体性代名词，那全片的总主旨就意外明了了。毫不夸言的说鬼子就是中国人自个！（这正如许多影评所点明的那样已经如雷贯耳，但我还是很想再点亮一次）
整部影片对我最大的冲击力还远不止这些，电影中一位位中国村民的种种性格与形象一遍又一遍地带着惊涛骇浪之势刺激着我的耳目。《鬼子来了》毫无任何嘉勉性的传奇，充其量只有马大三的末路觉醒罢了。（每每看到这个情节我总会联想到《我是传奇》，两部影片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充斥着末路英雄的凄怆感，而一将成往往都有着万骨枯。）在我看来《鬼子来了》就是纯平民电影。但是越平民就越现实，越现实我就越害怕。时不时的我就仿佛能看到电影中某些村民的影子就出现在我身边，甚至是我自己的身上。如此现实，我就好像能与此牵手入眠，相伴与门前看云卷云舒。上句话好像显得我很闲适，那是我还未曾发觉，驰废于世事。现在我能看得见，摸得着这活生生的恐惧。姜文通过鬼子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模拟出了中国平民在没有GCD和GMD的糖衣炮弹下面对窘境所表现出的怯懦和腌臜。马大三的末路觉醒我们也如一如十的看在眼里。不知你有没有在意，影片里一味说着“是福不是货，是祸躲不过”诸如此类话语的五舅姥爷，“我出了村，就过了河”的六旺，还有那三翻五次不敢下杀手的马大三，不就一一在我们身边，亦或说我们在无止境地上演着他们的角色。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姜文拍的鬼子实在是太过分了。不是你拍的鬼子不好，而是你拍的不是时候。就像拿破仑其天赋，奇事我们是耳熟能详，是少有的以少胜强的例子。但为什么会有滑铁卢之完败，就是因为资本之势还没强大到可以打败封建之顽力。而我坚信着姜文不会没有丝毫的远见，而是一时的意气用事，更或是年轻的好强。完完全全可以忍到时机成熟之际，再让鬼子震撼问世。
在我看完鬼子后的好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纠结于七爷这位戏份并不多的角色上。他是疯七爷吗？是，绝对是！但他疯得最果敢、最刚毅、最“睿智”。为什么挂甲台的村民们不照七爷说的“一手掐巴死俩，拧成麻花，刨坑埋喽！”呵呵，如果照这样的剧情发展的话，这电影就没法拍了吧。我想想这应该是姜文一种极其极端的表现手法吧！
人性这一从古至今都没太研究出什么道道的话题还轮不到我发表什么言。亲日也是我们最嗤之以鼻的，最最要不得的。但我最后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想小日本那样有目的、有明理地学习一切于己有利之技的态度呢？亦或说中国原则到足以睥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步呢？
<后记>:我不再将做下一个马大三！
篇三：鬼子来了观后感
一把枪顶着马大三的前脑门，持枪的隐身者发出了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合上眼!”此时，死亡离马大三还很遥远，然而马大三的头一动也不敢动，眼睛也一直没敢睁开，整个故事就此获得了第一推动力，一直推向悲剧性结尾…… 一把刀比着马大三的后脖根，持刀的行刑者，借着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举起了刀。此时，死亡离马大三如此之近，然而马大三傲慢地转过头来，对整个世界斜睨一眼。头落地，眨眼三下，嘴角上翘，笑了———响彻世界的无声大笑。 片尾的持刀行刑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片头的持枪隐身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我”。那么“我”又是谁呢? 一：《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这个“吴队长”，在电影里变成了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找的那位“五队长”。正因为“吴队长”送来人又迟迟不履行承诺来取人，马大三才会让六旺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然而“五队长”竟然说:“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这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被彻底荒诞化。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吴”先转为“五”，再转为“无”———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 艺术作品的寓意不能隐晦过深，否则就没人能够索解，然而艺术作品的寓意又不能过于直露，否则就成了乏味的说教。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既留下种种暗示寓意的蛛丝马迹，又时时用障眼法来淡化每一次暗示。比如由六旺口中的“五队长”，又衍生出马大三口中的“四队长”、“七队长”，董汉臣口中的“八队长”，就是障眼法。不仅如此，为了不让观众轻易窥破寓意，编导还特意不让“五队长”在电影里直接出现，“五队长”否认送来过俘虏，也由六旺间接转述。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点题性间接转述，编导又故意让六旺用滑稽绕口令“出了村过了河”来转移观众视线。 “我”既非“吴队长”，又非“五队长”，那么“我”是谁呢?答案就在编导增加的、小说中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场景和一个象征人物里:秦始皇始建的长城，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长城是不会说话的，所以编导让奉旨行刑杀了民族英雄谭嗣同的一刀刘亲口点出
电影的根本寓意:“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至此，“‘我’是谁”的答案水落石出:“我”就是“朕”。“朕”是秦始皇登基时发明的自称，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前，所有中国皇帝延用两千多年的自称。 编导试图通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因此小说里的“吴队长”先变成电影里的“五队长”，再与“吴队长”脱钩，成了神秘化、荒诞化、非人化的“我”，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就这样，刻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定历史时刻的“我”是谁125写实主义小说《生存》，被改编为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寓言《鬼子来了》。 中国之西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南是文化落后的烟瘴之地，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近代以前，中国人无须防西戎、南蛮、东夷，只须防北狄，因为中国之北是一马平川的大漠，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边患总是来自北面。因此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不得不建造万里长城当作人为屏障，其后汉、明等朝也反复加固重建。然而近代技术突飞猛进后，也就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大海不再是无须设防的天然屏障，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东边的大海。然而时移世易，先秦以前极其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秦以后日益丧失其伟大，因为秦始皇以后的无数中国帝王，自以为握有高枕无忧的绝对权力，两千多年来肆意愚弄和无尽戕害着中华民族，导致御外侮能力持续递减，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把伟大的中华民族“教化”、“整治”成了毫无血性、毫无理性、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最高生存目标的卑怯奴隶和狡诈愚民。人若自侮，然后人必侮之;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这就是《鬼子来了》的根本寓意。 二：如果仅有改编的深刻思想意图，却没有改编的高超艺术手段，那么改编就不可能成功。《鬼子来了》的成功之处，首先是编导对小说《生存》的情节删繁就简:在小说里，花屋与董汉臣时分时合、各说各话的对比性复调合奏，既被其他情节遮蔽，又非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电影删掉了大量过于枝蔓的小说情节，运用电影独有的叙述优势，把这一充满张力的对比性复调合奏贯彻始终。而改编得以成功的关键，就是编导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言核心:“我”是谁? 片头“我”送来俘虏后，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你老给问问，那个……‘我’是谁呀?”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在愚民政
策允许知道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令中国头脑休克两千年之久的不知所云的屁话，他几乎全都知道，诸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养虎为患，夜长梦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恭敬不如从命”等等，甚至还能诌出一篇可笑之至的诗经体中日契约，然而他同样不知道“‘我’是谁”，只能问受审者: “你们给我说说，‘我’是谁呀?” 受审者满脸困惑:“您?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我咋知道您老是谁呀?”这是编导故意制造的一个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就是这个语言技术故障———“我”是谁? 揭示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这部虚构的中国电影里是故意的。然而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里也是故意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皇帝不再自称“朕”，而是自称“我”了。———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名实之辨:君臣实质不变，但名称却混淆于同一个“我”。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文明之父孔子如是说。悲剧性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皆源于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 片头马大三问“谁”时，持枪的隐身人如果不说“我”而说“朕”，不识字的愚民马大三不可能知道“朕”是谁，只能向五舅姥爷请教:“你老给说说，‘朕’是谁?”博学的愚民五舅姥爷就会得意地笑起来:“这你就不懂了。‘朕’就是皇上。皇上哪能像咱们老百姓一样自称‘我’?皇上自称就叫‘朕’。知道不?”马大三会说:“知不道。皇上咋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呢?”五舅姥爷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对“五队长”指示的评论移用于此:“干大事的人，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随后五舅姥爷就会对马大三等一干村民说:“这差事是皇上派给咱们全村的。谢主隆恩吧!”于是由五舅姥爷领头，挂甲台的全体村民面朝皇都，齐刷刷跪下，磕头如捣蒜。 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混淆“我”与“朕”的语言技术故障，中国历史就要重写。倘若没有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剧情也要重编，马大三就不必请五舅姥爷代问受审者“我”是谁。五舅姥爷如果想开玩笑乃至卖弄学问，当然可以像孔乙己那样考考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朕’是谁呀?” 中国书和日本书都读过的中国愚民董汉臣就会大声回答:“报告长官，‘朕’是所有中国皇帝的自称。我答对了———饶命!” 不过被迫以农民冒充武士的不识字的日本愚民花屋肯定不同意:“你答得不对。‘朕’是大日本天皇的自称。你们全体中国人都该像我一样，做效忠大日本天皇的奴才—
——你们杀了我吧!” 这样的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包括抗日战争史———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不过电影却拍不下去了。正因为辛亥革命后握有绝对权力的“我”都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而是绕着圈子自称“我”，因此姜文们必须绕着圈子把这部电影拍下去。 握有绝对权力的“我”之所以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是因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的孙中山宣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此以后，谁要是胆敢在中华大地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称“朕”，就会像袁世凯一样立刻完蛋。所以袁世凯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实质上的“朕”胆敢名正言顺地自称“朕”，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我”“我”不休。于是被愚弄的中国百姓误以为，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一样，如《世界人权公约》所言“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中国百姓又明知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不一样，因此不得不到处“‘我’是谁”这个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一经被提炼为《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编导就有意识地反复变奏，不断暗示。编导的高明在于，每一次变奏和暗示，都符合情节主干的逻辑发展，同时每一次都没忘了用障眼法来故意打岔。 “我”丢下麻袋以后，鱼儿钻出面柜问:“谁呀?”马大三说:“知不道!”边说边解开麻袋，发现装着两个大活人，马大三立刻急了:“不中!我找他们去!”没等他开门冲出去，一把刺刀捅破窗户纸:“听着!这两人抓空替我们审审!年三十午夜黑介我们过来取人，连口供一堆儿带走!明白不?”“明白了!那……到时候，谁来取人呢?”“我!”马大三为这棘手之事去找五舅姥爷拿主意。“那么的……他叫个啥?”“没说，就说个‘我’。” 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啊?”门外人说:“我!”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马大三抱怨道:“别‘我’‘我’‘我’的，我怕这个‘我’呀!” 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马大三在里屋问:“谁啊?”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我!”马大三生气道:“你别‘我’‘我’的。” 马大三闻“我”色变，已经落下病了。马大三的病，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鬼子来了》的编导，就以这一精心提炼出的语言技术故障，对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疑难杂症做出了准确诊断。还有一个与“‘我’是谁”有关的语言技术故障也值得一提。 马大三问“我”:“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我”在门外答曰:“你!”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非所问。马大三的意思是:你不肯说自己是谁，万一出事了我找谁去请示汇报?但他哪敢这么问!只能盲目服从者，也只许有问必答，却没有知情权，没有提问权，更没有反诘权。既然卑怯的奴隶不敢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么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就总是答非所问。由于“我”对自己的答非所问早已习惯成自然，所以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答非所问，即使偶尔意识到了，“我”依然会如此蛮横，因为“我”就是要以答非所问来剥夺“你”的知情权、提问权、反诘权，总之，“我”可以不承诺，也可以承诺后永不兑现承诺，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拿“你”是问!“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从头至尾，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合上眼”是“我”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每一个不想死的人，当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发出死亡威胁“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时，除了盲从别无选择。然而马大三毕竟无限羞愧地知道:合上眼的服从，就叫“盲从”。正因为知所羞愧，马大三最终从没头脑的卑怯奴隶成长为有头脑的孤胆英雄。他不再害怕“我”拿“你”是问，他成了一个敢于向任何“朕”挑战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我”。 《鬼子来了》令人信服地刻画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我’是谁”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自问“我是谁”的怒目圆睁者，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因此电影水到渠成地改写了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里，换粮并没有成功，换粮途中花屋趁机逃跑，被独眼瘸腿的神枪手四表姐夫一枪撂倒，而马大山、四表姐夫及村民共十三人全部冻馁暴死于冬夜雪原。在电影里，日军队长酒冢由于“你跟那帮家伙是签了约的，皇军是讲信用的，再说人家救了你的命”的缘故，履行了花屋签下的契约，导致换粮成功，中日军民联欢。履约后，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 “能否告诉我，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就这样，电影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我’是谁?” 六旺乃至全体挂甲台村民当然回答不出酒冢的追问，于是酒冢认定:花屋是被挂甲台村民马大三等人绑架而来，瞒过了村口炮楼里的野野村，并未“优待”地关押在地窖里达半年之久。日军败类花屋因贪生怕死，被迫与马大三及其背后指使者合谋，设下换粮计把日军引来，所以马大山在把日军引来后立刻消失，去带领神秘的“四队长”、“五队长”、“七队长”、“八队长”前来围歼日军。酒冢自以为识破了大
阴谋，花屋为了洗刷自己在这个大阴谋中犯下了受骗上当的无意之罪，戴罪立功地率先用日本军刀劈死了六旺。恼羞成怒的酒冢则一不作二不休，丧心病狂地下达了“一个都不放过”的屠杀令。可见导致屠杀的终极原因是“我”没有兑现承诺，不负责任地把村民置于险境之中。屠杀结束之时，响起了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画外音: 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 这是全片唯一的画外音，也是对“‘我’是谁”的终极揭示:“我”即“朕”———那些唯我独尊的“我”，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朕”。经过此前无数细节和种种障眼法的故意淡化，尤其是被屠杀唤起了仇恨，被民族感情的激愤洪流冲溃了理智堤坝，许多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一画龙点睛的细节未加注意。编导不可能为日寇的屠杀辩护，但是编导试图追问屠杀的历史根源，追问屠杀是否可以避免，也就是对屠杀进行哲学反思。如果仅仅激于义愤，被民族感情冲昏头脑，就难以理解八国联军、东洋日军对中华民族的屠杀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残酷，更难以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抵抗力尤其是抵抗意志，为什么会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反思，那么未来的更为残酷的屠杀，或许也难以避免。 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仇和慷慨赴死，正是编导对小说水到渠成的颠覆性改编，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高少校的荒谬判决。这一判决的荒谬性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竟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而且行刑的武器竟是日本武士的军刀。尤其至惨至痛的是，奉旨行刑者居然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高高举起“我”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直未能如愿的“借刀杀人”。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而是中国鬼子。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这个斥马大三为“败类”的中国败类高少校，站在那里“我”“我”不休，自称“最有权力”，俨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朕”。 然而马大三已经从盲目服从的奴隶成长为人格独立的英雄。马大三的独立宣言是:“他说好三十取人，他取了吗?半年都过去了，他要一辈子不来取人，你还给他养活一辈子?啥事总听他们的，就不兴自个给自个作回
主!” 整部《鬼子来了》，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因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所谓“美德”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所谓“配做一个人”尤其是“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没头脑的奴隶。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立刻被砍掉了脑袋，成了“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的最新祭品。 然而马大三无疑比从南京到挂甲台的无数中华冤魂更死得其所，更死而无憾，所以他在高昂头颅“仰天长啸”之后，怒目圆睁地“含笑九泉”了。马大三或许没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至理名言，但定格于漫天红色中的最后一笑表明，他已领悟到了类似的哲理:在死亡尚未来临前，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在死亡已经来临后，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五：卡夫卡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对一成不变的中国故事作了如下揭示:“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帝制是不朽的，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即使整个王朝最终也会倒在地上，咕噜一声便断了气。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鬼子来了》为“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中国生活增加了一点新意。《鬼子来了》决不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侵略者只是这个中国寓言的道具，使“阳光底下无新事”的中国生活有了一点新意的道具。如果没有这个道具，整个故事就会像两千多年来一样毫无新意。 《鬼子来了》是一部真正的爱国主义电影，但它爱的并非“朕即国家”的专制帝国，而是“我就是我”的自由国度。它告诉观众，“鬼子”决不是外来的，“鬼子”就在中国人心中，“鬼子”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只要心里没鬼，外鬼就无法作祟。赶走从长城以北、海岸以东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外国鬼子，只是相对容易的暂时胜利;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才是千难万难的不朽伟业。 《鬼子来了》仅仅是为了提出，也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是谁? 这个问题，对自由人和奴隶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涉及精神生命的内在质疑，所以只需自问，不必向人打听“我是谁”。
后者是仅及肉体生存的外在困惑，所以无法自问，只能到处打听“‘我’是谁”。《旧约?以西结书》曾经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对自由人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的上帝。对奴隶而言，主人就是他的上帝。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主人就是人主，人主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上帝。作为唯我独尊的“朕”，每一个中国皇帝都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有尊严的“我”。在辛亥革命宣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文明潮流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再自称“朕”以后，那些实质上的“朕”在中国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不得不开始自称“我”，然而骨子里依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我”。中华民族与名为“我”实为“朕”的独夫民贼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付出了惨痛代价。 然而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出身武士阶级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在其名片《七武士》中就深刻揭示过日本农民的愚昧以及导致其愚昧的原因。片中主角菊千代这个冒充武士的农民，对一时冲动想杀掉全村农民的武士悲愤控诉道:“真是好主意!你们都把农民看成是什么人哪?一本正经的面孔，一个劲儿的低头行礼，可是尽撒谎!农民这号人，吝啬而且狡猾，又是软骨头，心眼儿坏，愚蠢，残忍。他们就是这样该死!但是谁把他们搞成这样小气无能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一打仗你们就烧村庄，糟蹋庄稼，把吃的给征去，到处拉夫，玩弄女人，有反抗的就杀了。你们说他们怎么办好?老百姓怎么办才好啊!” 中日两国的东方式奴性和愚昧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历史进程不同，因而表现方式略有差异而已。因此，不仅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觉醒前）、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说唱艺人、刑场看客等中国角色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花屋、酒冢、野野村、大小电话兵等日本角色也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在握有绝对权力的“朕”或唯我独尊的“我”面前丧失自我，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问题。因此《鬼子来了》不仅是一个中国寓言，也是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性寓言。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经典。 电影是成败取决于合作的综合艺术，任何一个环节的重大缺憾都会成为木桶的最短木板，并限定最终结果的整体艺术水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姜文堪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不仅找对了原创小说，而且找对了剧本改编者，挑选的演员也无一不精，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超强创作班底。姜文的全方位天赋和敏锐艺术直觉，保证了
《鬼子来了》没有出现一块过短的木板。《鬼子来了》围绕着“我是谁”的寓言核心，运用纹丝不乱的缠绕，愈出愈奇的变奏，韵味无穷的台词，精湛绝伦的表演，不断强化寓意，又不断增生寓意，终于抵达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艺术高境。《鬼子来了》启示每一个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中国人，不必骑马找马地到处打听“我”是谁，更不必诚惶诚恐地到处打听“朕”是谁，而应该自尊自信地追问生命的终极命题。
篇四：鬼子来了观后感
姜文无疑是中国电影界的大腕，他作为演员和张艺谋、谢晋、凌子风、谢飞等国内著名导演合作拍摄过很多获奖影片，和他搭档演戏的女演员也是国内顶尖的女演员如巩俐、刘晓庆、赵薇等。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获得空前的成功，当人们的都在期待他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时，却等到的是此部电影被禁止公映。很多人都为此抱不平，认为姜文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导演，《鬼子来了》这部片子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片子，但毕竟最终还是没有公映，只是通过DVD等发行。一部片子完成后，不能公映不知道算不算是一部好片子，而大家有幸观赏后，觉得确实不能公映，这算不算作是一部成功的影片？我在看完此部电影时，我有一个困惑，导演是在为谁拍摄这部电影的。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就是“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各种艺术只有受到老百姓的喜爱，才能算作是成功，电影同样也是要服务于人民大众才对。电影服务于大众，也不是过去极左的那一套“教条主义”的教育影片，这种“教条主义”的影片老百姓不喜欢，所以要争取“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方式，但并能由此否认文艺（包括电影）的教化百姓的作用。而姜大导演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内容？他想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什么道理？可以说，姜大导演将敌占区老百姓的奴性表现的淋漓尽致，这里的老姓完全没有一点国破家亡的悲哀，甚至让人觉得这敌占区的小村庄挂甲屯是“大东亚共荣”的典范。这种电影不要说是中国人拍摄的，就是外国人拍摄的，华人华侨也要群起而攻之。
整部电影中，敌占区挂甲屯的老百姓原本是幸福地生活着，而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如何处置日军俘虏”，也成为打乱小村庄平静生活的唯一麻烦，而这个麻烦并不是日本占领军带来的，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强加的，最后小村庄的灭顶之灾，究其源头还是抗日的部队引起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抗日军队无端送上两个俘虏到挂甲屯（本身这种假想，就是对中国抗日军人的污辱，中国抗日的军队有必要在撤退丢下两个俘虏给无辜的百姓吗？），最终日本投降时，小村庄会平安无事的。电影中最后一个情节，日本军人对挂甲屯的屠杀，被解释为因日本战败的缘故，反之如果日本没有战败，小村庄也就不会被屠杀，照样可以“歌舞升平”，和日本人和平相处而无忧地生活了。在这部片子中，敌占区的老百姓完全是麻木不仁，整个就是“有奶便是娘”，中国人的骨气、民族气节丝毫不见，唯一的反抗就是那个终日躺在床上的疯子，这里不知道是姜大导演又有什么好的寓意。
姜文本人在此片中的表演，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就算是其特有的黑白风格设计、最后男主人公被砍头才出现色彩，也是独具匠心、震撼人心，但作为导演，他导演的这部片子无疑是失败的。一个好的电影导演在拍摄一部片子之前，应该最先考虑好你要告诉观众什么，要观众看了电影后能够明白什么道理，而不是看完电影后稀里糊涂的一头雾水。就算是你不为老百姓的需求拍电影，你至少也应该为投资者考虑考虑，不知道《鬼子来了》这部片子的投资者，是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将投下的钱让我们姜大导演自己娱乐娱乐的？这部片子最后不能公映，损失的不是电影观众，也不是姜文姜大导演（相反拍出禁片后，导演的名气有可能变的更大了，所以才有些不良导演在不停地拍摄禁片，如田壮壮、张元、王小帅等），损失最大的是那些影片的投资者，他们成了姜大导演玩“艺术”的牺牲品。
不论姜文承认不承认，《鬼子来了》这部影片的被禁，对他自己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用更多的片子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导演，这么多年来他只导演了三部电影，还是不得不干自己的老本行，继续演电影。也许他只有在弄清楚“电影是为谁而拍？”这个问题后，才会有投资者请他拍电影了。
篇五：鬼子来了观后感
最近听说,陆川的<<南京,南京>>还没拍完就碰了政府钉子,说是不能立项(相当于开车的不给发驾照).其实这种敏感题材本来就不容易通过审批,聪明的导演都去弄古装了,就怕一不小心又刺激了政府,成了第二个田壮壮.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被禁,就是个前车之鉴.
<<鬼子来了>>为什么被禁?当局的说法是,未经审批,私自送往国际电影节参展.但大家都知道,文艺作品被禁,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意识形态上触怒了政府.
认真看过<<鬼>>的人,都隐隐有种感觉,这鬼子,绝不仅指日本鬼子.
第一,鬼子来了,鬼子怎么来得?既不是他自己走来的,也不是主角马大三捉来的,而是有人硬塞来的.
马大三的村子,是被日军占领了的挂甲村,无论村民也好,小孩也罢,都早已适应了这个事实.小孩见了日军开心得讨要糖果,老百姓殷勤得为日军服务,大家都忍受着欺凌,开开心心得过日子.一点点欺凌算什么?谁没被地主老爷欺凌过?谁没被满清贵族欺凌过?谁没被军阀欺凌过?谁没被国军欺凌过?现在换成日本人,有什么区别?早习惯了.就像片里说书人所唱:"打是亲来骂是爱,八嘎牙路不见怪."
马大三也不例外,那晚,他正跟心上人亲热着,琢磨着快年三十了,两人的亲事也该订了.这时,鬼子来了.
鬼子,是被一个神秘人送来的.我们看不见他的相貌,他的装扮,甚至他的身高.只看见一个身影,站在门外.当马大三问他是谁时,他冷冷答道:我.这个我,如此怪异得出现,又神秘得消失,只留下麻布口袋里的两鬼子,和冷冷的威胁:大年三十,我来取人,他两丢了,小心脑袋!
如果不是这两个活生生的鬼子,马大三真要怀疑自己是否只是作了个可怕的梦.但,一切都是真的,自从"我''降临后,马大三和他的村子,就算是告别了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他们既要照顾好这两鬼子,又要小心被人发现,苦苦等着"我''来取人.马大三把自己的棉被全用在他们身上,自己冷得直哆嗦;费力借来白面,给他们包饺子.但这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等大年三十,那个'我'取走了人,咱再好好过个年.''那时,大家的恶梦,也就都结束了.
但"我''没有来,他就此消失了,成了永远等不到的戈多.而这两个鬼子,最终害死了马大三全村.
第二,马大三最后怎么死的?不是在鬼子屠村时被杀的,而是在日本投降,国军占领后,被国军将领高司令下命令,派鬼子杀的.高司令骂马大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