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述心得体会

自开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为提高全体党员学习理论的积极性，我们自己学习我认真学习了书本上的重要论述，并上网学习了有关论述的背景和讲解，加深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这是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通过学习，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群众路线对我们党的重要性，也理解了党中央组织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这次学习不仅是次“充电”，更是一次提醒，让我们平时注重加强理论修养，并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些论述，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有力的教材；所以必须遵循的根本工作路线。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我们应该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将党的群众路线切实贯彻到工作中去，深入基层了解群众需求，把群众需不需要、满不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自开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为提高全体党员学习理论的积极性，我校党支部实行轮班领学办法进行集中学习。我领学了《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一书中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部分。为了保证领学质量和效果，我认真学习了书本上的重要论述，并上网学习了有关论述的背景和讲解，加深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这是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通过学习，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群众路线对我们党的重要性，也理解了党中央组织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这次学习不仅是次“充电”，更是一次提醒，让我们平时注重加强理论修养，并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全部论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些论述，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有力的教材；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各项任务，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工作路线。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决贯彻好、执行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还要加大力度对计生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尤其是要加强对村、企业员工和学校未成年学生的宣传，要通过取用广播、计生宣传栏、挂图片、上辅课等多种有效的宣传方式，引导他们改变循旧思想，落实晚婚晚育政策；积极做好查环、查孕、查病工作，狠抓落实预防未婚先孕和计划外生育的现象，营造一个“人人懂计生政策、人人识计生知识”的良好氛围。做到有诺必践，绝不信口雌黄，从而让服务对象有信赖感。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制定出符合人民需要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领导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过程，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是了解情况、发现真理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把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再回到群众中去，使它变为群众意见，从而指导他们的实践活动。在学习中要向领导学，还要虚心向身边的同志、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深刻思想，更新工作观念，掌握计生服务技巧，从而创新工作思路，以更好地满足领导和群众的需求，适应新时期计生服务工作的需要。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对于我镇计生服务所的工作，不仅要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决贯彻好、执行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加大力度对计生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要落实晚婚晚育政策，要做好查环、查孕、查病工作，狠抓落实预防未婚先孕和计划外生育的现象，营造一个“人人懂计生政策、人人识计生知识”的良好氛围；还要更新思想观念，思想进行大解放，才能推动计生服务所的各项工作大进展。党中央适时地作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决定，是十分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只要我们勤学习、善思考、勇实践、敢转变，彻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将所学所思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升华，从自身做起，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做好服务，我们计生服务工作一定能够再上新台阶，我们镇一定会更稳定、更和谐。

一、重视总结历史经验

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在总结了古今中外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特别是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都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光辉文献和不朽的著作，是我们学之常新、用之不尽的宝藏。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不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还从各个层面上深刻地论述了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及其深远意义。

第一，毛泽东认为总结历史经验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他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第二，毛泽东把总结历史经验看作是教育干部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手段。他深刻地指出：“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的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5—276页）他又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见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因此，毛泽东强调干部必须学习和研究历史，尤其要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他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及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的三位一体的任务。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反复阐述这个重要观点。1942年3月30日，他在中央学习组还专门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的开始就讲了学习党史的重大意义。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的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泽东文集》第2卷，1993年第1版第399页）1961年６月１２日，他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版１１６５页）

第三，毛泽东又把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的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的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1964年12月1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1999年第1版第第325页）

这些话，讲得是很深刻的，也大家耳熟能详的。可是讲起来容易，作起来却很难，很难，很难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他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党在这期间也犯过不少的错误，或者多次犯过同一种性质的错误，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仍然不知回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很多领导人和干部不能自觉到去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不善于去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英国大文学家萧伯纳所说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不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话是很对的。特别是我们有不少建国以后出生的党员干部，既不懂得一般中外历史，也不懂得党的历史，却对学习与研究中外历史和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兴趣，对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态度。这怎么能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呢？。甚至近一、二十年来各级党校也不再把党史这门实践中的马列主义课程当作一门主课来学了，大有完全取消之意。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啊！”党史是我们党的老祖宗，是我们的根，怎么可以丢弃不要呢？！这种情况实在使人难以理解，更令人十分担忧。

二、要从正（成功）反（失败）两个方面去总结历史经验

历史发展的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曲折折的。革命斗争历史尤其复杂和曲折，它是一场生与死的大搏斗，充满着惊涛骇浪和深谷险滩，充满着种种艰难和险阻，机遇和危险，成功和失败是经常遇到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行动；有的虽然表现为新与旧的斗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可也涉及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总之，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不经过激烈的斗争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一场大的革命和大的社会变革，总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和激烈的斗争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就成为革命的一个规律。

在革命斗争中，成功和胜利的经验固然是宝贵的，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但失败和受挫的教训也不是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的，有时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尤为珍贵。

首先，失败的教训常起到正面经验所起不到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毛泽东说：“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其次，失败常常比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会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更为深刻的、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所获不到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也常常会使人刻骨铭心。

再次，“哀兵必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失败的教训更能激励革命者的革命意志和奋斗勇气，使其在艰险和困难面前不动摇，前仆后继地去为理想和信念奋勇向前。

再次，“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泽东说：“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846页）失败常会使革命者受到更为残酷和复杂环境的锻炼，会使革命者变得更加聪明。

因此，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总是抓正（成功）反（失败）两个方面，既注意到成功的经验，也不放弃对失败教训的总结。如他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既讲到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四月和八月两次失败的教训，读了此文，使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复杂、激烈斗争情况更有了清楚的认识。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一书中，也是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引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使人不能不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的高明而赞叹。1962年1月30日，他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全面地总结了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他说：“从党的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毛泽东从不遮盖和隐瞒自己在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犯的错误。他总是心怀坦荡，大胆地、公开地面对自己的错误，予以承认，加以检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同志。尽管“抢救运动”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康生来负，但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和七大上还是多次作出检讨，向“抢救”错了的同志赔了礼，道了歉。1958年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了“左”倾错误。毛泽东立即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两次郑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加以纠正。他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检查自己1858年以来的错误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上，第296页）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正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点之一，是我们党强大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党伟大之处。相反，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有的品德和作风。经常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我们工作中的得失，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作风和传统。

但是，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有时也会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骄傲起来，忘记党的这个优良作风和传统。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因受错误政绩观的影响，急功近利，喜欢听好听的，不愿听不好听的，工作中好讲大话、空话和奉承话，夸大工作成绩，隐瞒工作缺点和错误，报喜不报忧等。这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作风，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常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过去曾有过这种现象，现在也有这种现象。

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政府的各项总结和工作报告，讲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使人们经常从这些成就中得到教育和鼓舞。但不足之处是在提到问题和缺点时，却总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不深刻，不具体。讲到“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时，也是不痛不痒，客观原因讲得多，讲主观原因讲得少，缺乏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这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绩的确是很大的，这是有目共睹的，谁也没法否认的。但也不能讳言，工作中的失误也是不少的。

首先，如党中央在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同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说成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写进了共和国的宪法。但以后“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得怎样呢？邓小平在1989年前后曾多次提出反“自由主义”和“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并有两个总书记为这个问题被拉下了马。此后情况按理说，应该有所改变，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以后党的会议、文件中提“四项基本原则”更少了，贯彻情况更不用讲了。这方面的失误难道不值得总结吗？

其次，关于农村改革问题。50年代，党在农村搞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个体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肯定的，只是说有些“过急”和“过快”。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时，只是限制在少数地区，要求不超过10%。可后来却是不加区别地采取了“一刀切”，几乎将所有农业合作社都砍掉了（只保留了少数）。合作社解散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也跟着取消了。所谓“联产承包”，后来实际上变成了单干。中国农民单干了几千年，无法改变农村贫穷的面目。可我们有些党的领导人却相信所谓的“联产承包制”是医治贫穷中国农村的圣丹妙药。后来事实发展却证明连最早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安徽小岗村农民也没有摆脱贫穷。大家都承认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出现和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要使其逐渐完善吗？为什么不能在保留原来合作社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问题加以改革呢？实际上当时有不少合作社在发展中摸索出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如工农业结合，实行多种经营等。可三中全会后却是不管它是好是坏都“一刀切”了。是我们共产党人辛辛苦苦把农民引上了合作化道路，又是我们共产党人一手埋葬了它，这不是瞎折腾吗！山西农民和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还有我们在解散农村合作社过程中，很少考虑到保护集体财产和生产力的问题。不少农业合作社多年积累的集体财产一下都被折腾光了，许多大型农具，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圆盘耙和大的水利灌溉工程等都被毁了。农民一提到此就伤心。在国企改革中，同样有大批国有资产被买给私营企业主和被贪官污吏所吞筮。这个经验教训太深刻了。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出现住房难、看病难和上学难。人们称这三难是新的“三座大山”。我们在前29年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带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性质。可是不少措施都被当作“铁饭碗”砸了，后来不得不重新建立起来。这些问题的出现难道与我们某些改革指导思想失误没有关系吗？不值得加以反思吗？

此外，还有贪污腐败问题成堆，屡禁不止，屡反不停，而且数量愈来愈大，贪污者的官职级别愈来愈高，年年都有大批“贪官携款外逃”。改革开放搞了30年，我们的反贪污腐败也搞了30年，为什么贪污腐败就反不掉呢？原因何在？我们不是要抓源头吗？其真正源头到底在哪里呢？

自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另一类问题。这就是在我们一部分党员干部和一些学者中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我们党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作法。这些人看不到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辉煌成就，专挑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肆意加以夸大。在他们看来我们党过去的工作只是错误，没有成绩，完全是一团漆黑；我们的领导人，是糟透了，没有功，全是过。他们否定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的伟大成绩和深远意义；否定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肃反和抗美援朝等一系列运动更是统统搞错了和搞遭了，等等。他们反对搞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胡说恩格斯晚年已放弃暴力革命的思想，主张和平过渡。他们还极力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性。说什么革命战争不是“血流成河”，也是“血流成沟”，死人成堆啊，如何如何可怕，等等。企图以此来说明改良比革命好，为他们“告别革命”作理论根据。他们亵渎革命先烈，歪曲他们的革命历史，把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革命精神说成是假的，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从中、小学教科书中删除。他们崇洋媚外，反对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把爱国主义斥之为“民族主义”。还有，苏联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攻击和污蔑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伊凡雷帝式的暴君”、“强盗”、“凶手”等等；他们学着赫鲁晓夫的样子恶毒地攻击和污蔑我们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专制独裁者”、“中国的秦始皇”、“希特勒”、“罪恶滔天”。甚至有人公开向党中央提出要推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重新评价毛泽东。还有人说什么“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就不能前进”等等。他们歪曲历史，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打着总结历史经验的幌子来反对党，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是在为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做准备。我们要识破他们的阴谋，与他们坚决斗争到底，决不要上他们的当。

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总结历史经验

如何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呢？毛泽东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问题，总结历史经验。

第一要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毛泽东说：“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第二，要实事求是。毛泽东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也就说我们研究问题“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理论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地759页）

第三，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同上第2第499页卷）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还要懂得中国；不但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同上第759页）

第四，对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的方法，不要否定一切。毛泽东说：对于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的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同上第893页）

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就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一些人看作是“过时”了，阶级分析方法不再适用了。而这些人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吹嘘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即自由、博爱、平等、民主和人权看成为最有用的东西。其实，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不过是美国称霸世界和在社会主义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工具而已。美帝国主义整天在喊着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可他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又在哪里呢？难道派兵攻打南斯拉夫、打伊拉克，使无数平民生命涂炭，遭受战争之苦，这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吗？难道在古巴关塔那摩和欧洲一些国家设立秘密监狱，虐待囚犯，这也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吗？难道他支持以色列当局用白磷炸弹炸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这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吗？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有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生存的自由，就没有人间的真正平等和自由。

其次，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的运用和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也是很不容易的。例如不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离开具体时间和具体空间去研究问题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有人一直认为3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闭关锁国”的。这个结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实际的。首先是他们不懂得或者忘记了那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即那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实施了孤立和封锁政策。离开这个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去看问题就必然要犯主观主义错误，对问题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其次他们看问题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在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和封锁政策下，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我们同世界上近９０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经过斗争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从５０年代起，我们就先后从苏联和东欧，后来又从日本等国家引进了先进技术和人才。这对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到70年代，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主动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而打破了由于美国的原因长期形成的中美关系的僵局，为1978年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这些能说我们是闭关锁国吗？

再次，割断历史，忘记中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发展，也是我们经常遇见的事情。如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时，有些媒体就把后21年和前29年截然分开，忘记了后21年是前29年的发展。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又有一些媒体和领导人的回忆录把这3０年的成绩和前29年相比较，说明前29年中国怎么怎么落后。他们这样讲不仅与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相违背，也是忘却了后30年是在前29年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懂得没有前29年，也就不会有这30年。他们也是只懂得中国的今天，不懂得中国的昨天，更不懂得中国的前天。解放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切都很落后。刚建国时，我国钢的年产量仅有十几吨，粮的年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几乎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２９年的奋斗，我们钢的年产达到二千五百多万吨，粮年产五千六百多亿斤，不但能制造汽车，还有了“两弹一星”。在那样一个基础上，能有这样一个大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奇迹吗！不是更值得我们自豪吗！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的现任领导绝对不否认前任领导的成绩，否认前任领导的成绩，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工作基础。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都懂得不能割断历史，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却不懂得这一点。这种割断历史的观察问题方法是和民间流传的傻子吃饼子的故事一样令人发笑。

最后，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这也是一些主流学者经常运用的一种错误方法。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如此。好，一切皆好；坏，一切都坏；反“左”倒向右，反右又倒向“左”，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风吹，一刀切，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等等，都是它的表现。这也是最坏的观察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要引以为戒。

总之，正确地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